“日夕起居其间,能令魂梦馨香”——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

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一,居室环境的自然之美;第二,在居室的设计方面,追求一种和谐之美;第三,居室的氛围力求体现雅致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江南士人对于生活的某种态度,即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艺术。江南士人习惯以审美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这就使得原本平常普通的事物染上了一层艺术的色彩。     

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

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区均发生了程度不等的社会风尚变化。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变化最为剧烈,也最为典型。而江南周围地区也发生了深刻、有特色的社会风尚更新,本文就此作一探讨。为了揭示这二类地区变化过程中的联系,我们称江南地区为第Ⅰ类型,而江南周围地区为第Ⅱ类型。 一 第Ⅱ类型包括第Ⅰ类型濒近地区,南直徽州府的某些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带的浙、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试论东林党人在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东林党形成于明代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领袖的江南学者、官员组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在野或下野的士大夫。他们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格言。但是他们一的活动未能改变明代行将灭亡的厄运，只是给后人留下了“党人碑后勒遗文”的启迪。     

明代皇家陵园的植树造林

上古时代的墓葬"不封不树"。春秋时期,坟丘式墓葬开始出现,在坟墓周围进行植树的活动随之兴起。王朝时代,在皇家陵寝周围进行的植树造林活动更是与政治挂上了钩,承载多重政治和社会意义。文章试对明代皇家陵园植树活动的规划、种植、种类、养护管理进行研究,指出明代皇家陵园的植树造林活动除具有传统风水意义外,明十三陵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边疆防御上担负了重要角色。     

人欲的正视和人生的困惑——《金瓶梅》的价值取向论析

《金瓶梅》产生的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作为时代风尚的体现,对金钱财富的追求,繁华生活的享受和人情色欲的放纵构成了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金瓶悔》的作者一方面客观地表现了这些新的价值取向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同时又希望以伦理意识、宗教意识和生命意识匡正世风,而最终陷于矛盾与困惑的境地。     

明代江南官田的由来、种类和科则

明代江南官田问题,是关系到当时江南经济秘政治的一件大事。存明一代,朝野上下为之长期争吵不休。进入清代以来,人们也有种种议论。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从各个方面对它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着重就明代江南官田的由来、种类和科则,略述管见。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明代关中散曲作家创作中的地域文化特征

明代关中散曲作家以康海、王九思为杰出代表,在他们周围还存在一个交游频繁的散曲作家群,如张炼、康河、韩邦奇、韩邦靖等。他们与康、王或为亲友,或交往密切,互有唱和,表现出较为一致的散曲审美风尚。明代关中作家散曲创作中包含较多地域民俗文化相关描写,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关中地域文化特征。     

论虞集的江南情结及其反映的群体心理共性

虞集有着浓烈的江南情结,其诗词中的江南在地域上侧重江西地区,而其心中的"江南"则以摆脱官场、复归乡土的精神为导向。地域上的特指和精神上的指向构成了虞集江南情结的独特内涵,而这一情结也是由南入北的江南文人群体在蒙元朝廷历经仕宦悲辛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取向。     

明代粮长雏形再论

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内容,明代粮长制的雏形与王恺在金华实行的里长征粮制以及明初江南富户征调都没有直接关系。从承役方式、职能和催粮数额等方面来看,明初江南地方里长与其后的粮长具有相通之处,应是明代粮长的雏形。明代的粮长制度正如明代的黄册制度一样,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元代浙西等江南地区的相关赋役制度。     

“以心为乐，则是境皆乐” ── 审美视域下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日常生活颐养

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在日常生活的颐养中,江南士人的颐养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主体精神的调养上,即“以心为乐”。因此,江南士人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任意事情中找到精神之乐。江南士人将日常生活转换成一种审美化的资源,这使士人的身份也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

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的文化教育。明代宗室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     

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社会的新变

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学开始发展壮大，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三言”、“二拍”从多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首先，市民成为文学的新主角；其次，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转变；另外，传统的婚恋观念也受到冲击。总之，“三言”、“二拍”描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明代社会带来的新变，可谓是一幅...     

论大众文化的特征

大众文化将审美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接受形式和当代社会审美风尚的基本格局,凸显出商品化、媒介化、标准化、日常化、娱乐化和时尚化特征,成为现代都市大众普遍的文化消费形式。     

论明代南京戏曲表演的特色及其成因

作为明代戏曲表演的中心之一,南京的戏曲表演活动在明代达到鼎盛.明代南京戏曲表演的样式、声腔丰富多彩,表演风格清雅有致、尤富情韵,表演技艺精妙高超.明代南京的戏曲表演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些特色,和南京深厚的戏曲文化传统积淀、优越的城市资源、明中叶的主情思潮、文士崇尚清雅的审美风尚以及南京各表演机构群体间积极的交流互动有紧密关系.各种因素的成熟和叠加推动着明代南京戏曲步入发展高峰,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     

迟子建小说“傻子”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建构

迟子建笔下塑造了众多生动逼真、洋溢着人性之光的"傻子"形象。作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另类,"傻子"是作家审视现实人生、思考人情世态的重要载体:借助"傻子"独特的视角洞见了另一世界的自然诗意;在貌似怪异的言行中反观了冷漠的人情世态、日渐缺失的人性本真;在对苦难生活的执着反思中表达了对理想人性的追寻。这体现了作家独特的想象乡土和建构理想家园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取向。     

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明代抚夷活动及其对三宣六慰地区的影响

三宣六慰地区是明代西南边疆经营的重要区域。明朝为治理该区域,采取抚、剿并行的策略。抚夷活动区域是明朝羁縻控制的区域,此活动是明朝维持大一统的华夷一体格局的措施,关系到三宣六慰地区稳定和西南边疆安全。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