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王鹿瞻

文章通过对《王氏家传世系族谱》的检索，考定了蒲松龄郢中社友王鹿瞻及其相关史料。蒲松龄与王鹿瞻从郢中时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王妻虐父家庭变故导致二人关系最终破裂。这一变故既是蒲松龄创作《马介甫》的主要诱因，也是蒲松龄创作的心理和现实双重郁积倾泻的突破口。     

落魄文人的白日梦——《聊斋志异》女妖故事中的男性心理探析

<聊斋志异>中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生动、美艳绝伦的女妖形象,是男性视野中充满男权意识而又寄托着蒲松龄无限希望的文化栽体.探析故事所表现的男性心情,旨在更准确地理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动机和文化意蕴.     

誉鬼：《聊斋志异》的审美选择

<聊斋志异>的誉鬼倾向体现了蒲松龄独特的审美选择.<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充满了生命的惊喜和感动,是诗境和幻境的融合.而可誉之鬼的"人格"塑造,寄托了蒲松龄超拔世俗的人生理想.     

《哀郢》作于楚顷襄王四年考论

屈原<哀郢>不是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泰国大将白起攻破郢都之时,而是作于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湘西之初.屈原为楚怀王客死秦国而抱怨楚国当权者是他遭"迁"的直接因素,而深层原因则是楚国保守派、亲秦派对于变法派、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哀郢>的中心思想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发忠而被谤、一心报国终遭弃的悲愤之情.<哀郢>叙及的"东迁"之地"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幻域与人间:《聊斋》爱情故事的空间隐喻

:空间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且是爱情故事发展的依托和载体.<聊斋志异>突破了传统小说和戏曲爱情故事展开以后花园为空间背景的模式,将空间背景的描绘进一步扩展到异域和梦境、寺庙与旷宅、郊野、书斋和馆驿等范围和领域.<聊斋>小说的空间背景,一方面是蒲松龄心灵场所的体验和想象,是他面对现实处境和精神苦闷时在内心构筑的虚幻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的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异托邦".     

论《聊斋志异》中的择偶标准及其审美情趣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男女爱恋的众多故事中,有着形态各异的审美情趣,在情爱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众多差异.从其择偶标准入手,可窥探蒲松龄生活时代的审美情趣.     

《聊斋俚曲集》与《醒世姻缘传》人称代词的差异——兼谈两书的作者问题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一直存在争论,通过与具有同样方言特点的<聊斋俚曲集>的人称代词做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两书的人称代词使用上有明显的差异.两书人称代词数量、用法、频率的差异,可以为说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不是蒲松龄提供更进一步的佐证.     

蒲松龄与王鹿瞻交游补考

王鹿瞻名牲,字振生,号鹿瞻,又号鹿詹、麓瞻、鹿友、栗里。他居处于今属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的栗冢庄,年龄大约与蒲松龄相差不多,或比蒲松龄略长。他诗学老杜,善写篆字,曾在淄川同乡丘璐的官署中做幕宾七年。其父被妻子逐出家门,客死旅邸,王鹿瞻因羞惭与友朋断交多年,卒于康熙三十九年或康熙四十年。他因为在表亲张笃庆家中执教而与蒲松龄等结为“郢中社”,后来因听任妻子逐父出门,在父死于途的问题上行止有亏而与蒲松龄中断了往来。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愤怒的葡萄》中的《圣经》典故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约翰·斯坦贝克在他的<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中成功的运用了<圣经>中的相关原型来渲染气氛.本文以<愤怒的葡萄>为例,揭示<圣经>相关原型在此文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