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假释制度的完善——以罪犯权利保护为视角

罪犯权利保护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保护罪犯权利是实现保卫社会的必要条件.假释作为一种对法院裁判确定行刑期限的改变方式,是罪犯享有的权利而非对其奖励.该权利介入了对罪犯主观改造评判的因素,因而其完善对于罪犯改造及其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措施之建构有重大意义.罪犯权利保护呼唤犯罪控制与罪犯防治的社会工程化,实现罪犯由监禁状态向社会的良性回归并最终保卫社会.     

大数据时代信息伦理的挑战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带来信息共享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伦理的失范与无序。权利自启蒙运动以来成为现代伦理体系的基础,亦是建构信息伦理的基石,解决当下信息伦理问题亟须建构规范信息社会的权利秩序。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权利观对于个人权利的理解均有偏差,脱离了社会关系抑或是社会和个人的联系是无法保证个人权利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从“现实的人”出发,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自由发展的结合,强调在厘清权利和义务辩证关系的前提下,以内容和形式上的某种不平等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从而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在社会差异性逐渐扩大的大数据时代,从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出发建构信息伦理既要实现社会发展对个人发展的保障,又要实现个人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从而解决社会效益和个人权益之间的矛盾,形成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统一协调的和谐状态。     

论我国假释程序之完善——以公正与效率为目标

假释制度是教育刑罚论的产物,但在行刑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比例很低,没有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制度,且假释程序亦存在诸多问题,没有体现足够的公正和效率的统一,甚至成为一种可能导致滥用职权甚至腐败的制度,因此,应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着眼于公正和效率,加强检察机关对假释活动的法律监督,进一步体现法院假释裁决权的司法权性质,通过各方当事人的参与,提高假释裁决的公正性,确保裁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假释制度优化路径之设想——以矫正激励功能为导向

在一个行刑社会化、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下,以矫正激励功能为导向,将现代激励理论应用于假释制度是优化和完善假释制度的实然之路。具体应以需要理论为出发点,改善传统的刑罚执行理念;以期望理论为关节点,构建行政激励机制与刑事激励机制的沟通桥梁;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框架,科学配置层次合理、富于人性化的假释方式;以公平理论为核心,着力优化审理机制;以强化理论为维度,开展假释的善后激励工作。     

论哈耶克的权利观

文章通过与其他自由主义的比较研究,展现当代著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权利理论。本文首先纵向性勾勒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的权利观,说明了权利概念在其整个自由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继而指明在哈耶克的理论视野中,把自由之论证和保障的基础诉诸于权利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接着阐述了哈耶克的以“正当行为规则”为核心的否定性权利观,并对比性地指明了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者的肯定性权利观,再进而分析其理论原因是与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建构理性主义认识论进路。最后总结说明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等人在理论路向与思考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原因。本文在对比分析中,以哈耶克的权利观为视角,审视批判了相关的肯定性的权利理论。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论假释制度的重构

我国假释适用条件严苛,致使实践中假释率极低,很大程度阻碍了假释再社会化功能的发挥。根据刑罚综合刑论指引,在我国现有假释制度基础之上,扩大假释适用范围,降低无再犯罪危险认定,以及区分减刑、假释适用条件,重构适于我国司法实践的“积极假释”与“消极假释”的双轨制假释制度。从而提高假释适用率,创新罪犯出狱模式,有利于实现罪犯再社会化。而所谓积极假释则主要仍是考察罪犯刑罚期间的积极表现;消极假释则是要求罪犯执行一定刑期后强制假释。     

论假释的扩大适用

中国是世界上假释适用率较低的国家之一 ,这种状况不仅抑制了假释功能的有效发挥 ,而且给监管工作和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为了进一步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 ,必须加快假释的扩大适用     

自然权利理论及其局限——兼论边沁功利主义权利观

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权利学说在权利理论的发展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边沁对这种先验的、事实上不存在的权利观并不满意,他认为自然权利观存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是一种先验的主观假定。人们对它的解释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可能带来社会不必要的混乱。自然权利观的语言表述也模糊不清,不符合近代社会对法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因此,边沁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进而导引出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的法律权利观。     

论法定权利的实现——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法定权利的实现是抽象的法定权利在现实社会中的再次认同,属于法定权利的第二次飞跃。在法社会学看来,法定权利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权利立法的超前、设定权利的法律规则不完善,以及权利实现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等是阻碍法定权利实现的主要障碍。为实现法定权利,需要慎重对待权利立法以防止权利泛化;需要认真对待法定权利救济以防止权利霸权化;需要加快经济发展以达到法定权利的真正实现。     

论沉默权的现实性

沉默权符合自然权利,是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要求,我国确立沉默权是促进刑事诉讼民主与公正、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提高办案效率和科学办案能力的需要。具体实施上应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限制讯问时间、保障在押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讯权等,同时应明确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利,修订审判阶段的讯问被告人程序。     

从人权视角谈人民警察权

人民警察作为一支国家的武装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治安等多项职能,对公民人权保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都存在着正确使用的问题,警察如果不能正确使用警察权,也会对人权构成一定的侵害,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对人民警察进行权利观的教育,在制度层面对警察权进行必要的约束,加强对警察权的监督,对于中国公民的人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与债权论者商

澄清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新近的债权论者提出了系统的论述,试图说明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债权.然而,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不因为其受发包人的限制,或者不具有可自主转让性,或者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而失其物权性质,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而非请求权.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情权的立法已刻不容缓.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要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首先应区分不同领域内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并区别对待.然后根据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平衡于利益、宽容协调的原则解决冲突.     

实践的权利和实践批判的权利

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具体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实践主体有权利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选择自己的实践活动。同时,选择即意味着多样性,意味着具体的实践活动不可能是完全合理的,而是有待批判、有待修正的。要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权利,最好的办法是充分保证人们对实践进行批判的权利。但无论是实践的权利还是实践批判的权利,都需要合理规范,谨慎行使。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从特权到私权：近代版权制度的产生

近代版权制度肇始于17、18世纪的英国,反映出诸多的宪法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从特权到私权的转换.这一转换的实现,一方面得益于英国议院对皇室特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出版商内部因为利益而产生的冲突.治理权与审判权的分离为限制王室的特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上议院认为版权是一种成文法上的权利,普通法上并不存在版权.最初的版权判例,在有关版权的正当性论证方面,发展出了自然权利、激励机制和公平三种进路.近代版权从特权向私权的转换构成了当时英国政治组织结构变迁的一部分.     

碳排放权：一种新的发展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逐渐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权来看待,其法理依据主要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等。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的分配应考虑发展需要、人口数量、历史责任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因素。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应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在加强与发展中的大国协调的同时,适当支持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并重视碳排放权分配中的发展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