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的歌德研究

本文概括地介绍了歌德在中国的接受史与歌德译介和研究的现状。详细地介绍了冯至对歌德研究的贡献；论述了冯至的歌德研究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导；阐述了冯至的歌德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其中强调，他的研究扩大了歌德研究的范围，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歌德的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交给读者以理解歌德的钥匙，使歌德在中国经历第二次普及。因此，如果把五四时代的歌德研究称之为“郭沫若阶段”，那么可以将解放以后的歌德研究称之为“冯至阶段”。世界正处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忽视精神文明、追求物质享受、见物不见人的现状，冯至对歌德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穿越时空的光芒——苏雪林1920年代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的接受

苏雪林1920年代的创作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经历了以下阶段:1920～1980年代前期,从显耀到沉暗、从封杀到遗忘;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从学人发掘到大众接受;1990年代中期以后,走向全面复苏。整个接受过程曲折起伏,存在大众读者阅读与专业研究者评论不同步现象。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她在读者那里是一个"优秀作家",在研究者心目中,则不是一个"重要作家"。     

接受美学研究述评

接受美学理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工作者们对世界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接受美学的先驱者将作品置于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动态结构中 ,使读者这个被长期遮蔽的领域获得了富创造性的亚上帝的地位 ,从而实现了从思维模式到方法论的一次变革。本文从对接受美学理论基本概念的认识出发 ,表达了对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建树和中国学者的后继研究的个人理解     

冯至诗歌人称话语之嬗变

冯至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具有强烈的人称意识。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其诗作的核心人称话语经历了“我”向“我们”再向另一个“我们”的嬗变。早期诗歌中的“我”以个性解放、自由为诉求，以“个我”为本质特征，浓缩着“五四”精神；40年代的“我们”具有存在主义品格，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言说主体；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则属于阶级的、人民的“大我”。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新中国60年伊克巴尔诗歌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伊克巴尔是著名的南亚穆斯林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对伊克巴尔诗歌的译介始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后则有了新的发展,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伊克巴尔文化身份的界定、其诗歌中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及美学和诗学观等。伊克巴尔诗歌创作的主题与风格决定了中国读者对他的接受和喜爱,而中国的时代及社会文化背景亦主导了新中国60年对伊克巴尔诗歌研究的步履。总体的研究状况是,既有研究不乏洞见,但仍存在研究群体有限、视野不够开阔等不足。     

由“文化奴隶”到“人民诗人”——闻一多的屈原论初探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人民的诗人——屈原》)这是闻一多先生在他一生的最后给予屈原的评价。然而,闻先生认识屈原是经历了一段曲折道路的,正是在通过这段曲折道路时,他得出了屈原所以成为人民诗人也有着艰苦历程的结论。闻先生的这种认识经历以及这种经历下获得的认     

论近代中国社会的科学观之演变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经历了从器物（技术）层次到制度（社会）层次再到思想（文化）层次的过程。据此，作者剖析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间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线索及背景乃至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冷遇谈起——对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的反思

作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俄苏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遭到了冷遇，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业已终结，而且也不再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兴趣。这种现象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是丢失了一块宝贵的精神资源。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以往对俄苏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存在着缺失与误读，在过度崇拜与赞誉中接受了被我们自己变形了的俄苏文学，从而造成了对俄苏文学的误读与曲解。还原俄苏文学的本来面目，重现其真正的艺术价值，是让俄苏文学重新回归中国读者视野的前提。     

米沃什在中国的接受与形象变迁

米沃什是波兰的伟大诗人,其人其作在中国诗歌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时代语境的变迁,中国读者对米沃什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诗人的形象也在不断转化。米沃什最初被中国读者界定为"政治诗人",人们主要翻译和挖掘他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注重他作为弱小民族诗人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但随着翻译的深入开展,人们从米沃什的作品中读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认为他是一个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诗人,他自始至终都在追求自我内心的真实和写作的自由;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米沃什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被中国读者所津津乐道,诗人形象的多元化逐渐浮出水面,中国读者最终还原了他真实的诗人形象。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超越于意识之外——弗洛伊德论文学起源和读者接受理论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学起源和读者接受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他相信一部文学作品是作家无意识心理的外部表达，艺术创作就是作家自己的白日梦，是他内心深处无意识欲望的变相满足。从生理层面上降低了文学本质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这无疑是对西方文学传统中文学起源论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精神分析从心理无意识的角度对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作出新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卡塔西斯”，并且扩充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阈”、“文本召唤结构”等术语的理论内涵，从而赋予它们新的含义。     

中国初期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界碑——论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法国文化的认识与引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通过阅读西书，赴欧留学，亲身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他的中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民族主义文化观、留学时期的世界主义文化观，发展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兼收并蓄文化观。中西文化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及引荐。蔡元培认为中法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法国的科学研究、美术，特别是教育制度值得中国借鉴。他积极推动青年学子赴法留学，介绍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并在中国践行法国教育制度。     

李商隐朦胧抒情诗辨析兼论诗人

李商隐的朦胧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读者对他的朦胧抒情诗在理解上见仁见智，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步入迷津，没能探到诗的真正旨意。只要认真地对诗人的身世、思想、遭际及其所处时代做一番研究，就会知道诗人不至于沉沦于大量地去表现卿卿我我的恋情中去。     

穆旦：翻译作为幸存

作为中国上个世纪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在1950年代后转向了诗歌翻译。结合“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外因”和“内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的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     

华兹华斯散论

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华兹华斯是一个沉溺于田园之中的消极避世的诗人,反动的或消极的浪漫主义诗人早已是盖棺定论了。殊不知,这有些误会。从华兹华斯的经历来看,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湖畔山野度过的,他从没有在风风火火的阶级搏斗中口里念念有词,临阵写下不朽的诗句。但是,他的思想感情却与法国大革命和欧洲的民主革命运动经常联系在一起的。1790年到1792年,华兹华斯两度到法国,据说,他当初还有充当革命领导者的雄心。他于1793年回到英国。至于因何离开法国,则说法不一,有人说     

近年我国现代诗歌“失落”之因窥析

最近几年，我国现代诗歌有些失落现象，而且似乎诗歌是受欢迎程度最低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其原因是：诗歌语言的杂碎和陈腐；由信息媒体的迅速传播而造成的诗人与读者心理、时间、空间三个距离的缩小；各种文化信息和知识的爆炸为诗人全知全能的时代划上了句号；新时期诗人精神准备的不足与玩“诗”不恭；欣赏习惯的惯性也是造成读者与诗歌作品相互阻隔的原因；读者爱好、兴趣、追求的多元多层性决定了对多种文化选择的随意性；因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学地位的滑坡与诗歌品位的低落；文学批评的失重与批评家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批评家的迎合心理与诗人对批评的逆反心理，耽误了诗歌的正常发展；由西方现代派诗歌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处理不当而产生的诗歌的迷路；对诗言志传统与诗歌多种功能理解的欠缺     

雪莱与徐志摩诗学思想比较研究

雪莱不仅是英国优秀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不仅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新诗坛的许多诗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杰出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不但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并且在许多作品中都阐发了对诗歌创作的认识与见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思想。而雪莱对其诗学思想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却鲜有论及。文章对雪莱与徐志摩的诗学思想进行全面比较研究，探讨了徐志摩对雪莱诗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力图揭示徐志摩全面接受雪莱诗学思想影响的深层原因。      

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对立统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闻一多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过程。这次文化身份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表面上看，诗人与学者的文化身份是对立的，但其内在文化心理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存在统一性。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改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语言表达方面，都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     

漫谈W.H.奥登的爱情诗

以文本批评为基础,以主题探讨为主线,对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著名诗人W.H.奥登以爱为主题的部分诗篇进行分析和讨论,旨在加深对这位诗人创作思想和风格的认识和理解,引起有兴趣的读者对这位诗人的深入研究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