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品纯度与涉毒行为之定罪量刑关系

现行刑法第357条第2款之规定使得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于涉毒行为中的毒品纯度问题极为轻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惟数额论＂,因之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定罪与量刑上的显失公正。毒品纯度不容置辩地与涉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密接相关,其不仅影响罪犯处刑的轻重,而且关涉行为的定性,即牵及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对涉毒行为欲实现定罪与量刑上的公允,就必须彻底摒弃＂惟数额论＂,对毒品纯度进行充分考量。     

现代化与新型毒品犯罪

新型毒品犯罪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犯罪区域国际化、犯罪形式有组织化、犯罪手段新颖化、犯罪成员职业化、犯罪流向特定化等特点.这种犯罪之所以不断增多,是由历史、经济、心理、国际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贪污受贿犯罪二元分立的定罪量刑标准研究

贪污罪与受贿罪一直是反腐败工作打击的重点。我国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不能全面反映个罪的社会危害性,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不利于反腐目标的实现。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该二元分立,确立"概括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起点数额应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综合货币购买力、居民消费指数、通货膨胀等因素加以确定,并在刑法中直接予以规定。     

经济刑法中的犯罪数额问题

重视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便已有“数额”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了对“数额”的讨论。但不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系列《补充规定》或《决定》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迄今有关于“数额”的确切含义尚     

身份犯共同犯罪定罪与量刑问题研究

身份犯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论部分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有分别定罪说、统一定罪说和折衷说.这些学说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只是在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中就个别身份犯共同犯罪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因此,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在实践中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对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正确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购买、使用毒品行为犯罪化辨析

本文从社会危害性和立法可能性的角度讨论了在我国设立非法购买、使用毒品罪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具体探讨了罪名的设置、定罪的依据及量刑的规定.     

论毒品犯罪及其防治

毒品已成为当今世界危害人类健康的一大祸害,毒品问题同时也是危及到国家安危、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本文就毒品犯罪在我国存在的情况特点、产生原因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应采取加强禁毒立法、搞好宣传教育、建立专业缉毒队伍、搞好综合防治等措施来做好禁毒工作。     

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域外定罪量刑程序可分为定罪量刑程序分离和定罪量刑程序合一两种模式.鉴于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在维护辩护权行使、彰显诉讼民主、体现人文观念、实现实体公正等方面的优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应当成为我国的改革方向.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的形成主要受诉讼理念、人权保障方式、陪审制形式以及审判前程序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借鉴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土因素,即在量刑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上,应当注意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社区四方利益的兼顾与均衡;在定罪量刑主体的选择上,是否引入陪审团制需要具体分析;在对待罪状认否程序的态度上,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罪状认否程序;在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许更具有现实可接受性.     

再论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在定罪中的意义表现为 :犯罪结果是部分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法定犯罪结果发生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或未遂的客观依据 ;犯罪结果因其与法条竞合、牵连犯的密切关系而影响行为的罪数。犯罪结果从客观方面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是量刑的重要根据。     

毒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毒品犯罪中存在的问题颇多。本文主要针对毒品犯罪中的四个问题:非法持有毒品罪,毒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以及毒品犯罪的诱惑侦查,提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完善,使其更好、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加以论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判视角——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犯罪转化论要

行为具有动态变化属性,具有转化的联系,这决定了犯罪转化的存在空间。行为本体意义上的转化区别于立法层面上的犯罪化和非罪化过程,它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在其发生过程中因某一原因而转化为彼种犯罪并依彼罪定罪量刑的刑法现象。其理论根据在于哲学的事物发展观以及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界域论。在转化原因论上包括犯罪结果、行为、罪过等多种转化因素,在类型上它又呈现为一幅容单一犯转化与复数犯转化、事中转化与事后转化、事实转化与法定转化为一体的多维转化画面。     

我国当前毒品犯罪的形势与对策

我国现阶段的毒品犯罪有其特点和成因。毒品犯罪的特点 :1、毒品犯罪数量逐年上升 ,大案要案剧增 ;2、毒品犯罪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 ,过境贩毒突出 ;3、毒品犯罪的手段呈现多样性、隐蔽性和现代化的特点 ;4、共同犯罪突出。毒品犯罪的成因 :1、国际毒品犯罪对我国毒品犯罪起着巨大的诱发和推进作用 ;2、非法暴利的诱惑是毒品犯罪发生与蔓延的经济原因 :3、日益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助长了毒品犯罪 ;4、毒品犯罪的控制机智弱化为毒品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笔者针对毒品犯罪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判视角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理性思考

判断对某种犯罪配置死刑是否合理,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标准,等价性标准和必要性标准。等价性标准要求死刑与其分配对象之间在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上必须具有对等性,必要性标准则要求对特定犯罪配置死刑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预防犯罪的功效。而从毒品犯罪的性质特点、产生原因和适用效果等方面分析可知,对其配置死刑既不符合等价性标准,也不符合必要性标准。因此,对毒品犯罪配置死刑不具有合理性,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废除毒品犯罪死刑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因而,从立法上废除毒品犯罪死刑应是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死刑之必然走向和理性选择。     

甘肃毒品犯罪的新形势及应对

毒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构成重大威胁,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甘肃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毒品犯罪的重灾区为例,分析了目前甘肃省毒品犯罪的原因和三年禁毒工作防打的成效,并试图找出专项反毒斗争的严峻形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继续深入开展新一轮禁毒斗争的一些浅见。     

湖南毒品犯罪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由于受市场利润、毒品特殊性质及国际毒潮的渗透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湖南省毒品犯罪形势严峻,吸毒人员持续增多、毒品来源途径增多、毒品案件持续上升。必须切实增强抓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及禁毒基础工作,依法预防和打击毒品犯罪。     

新型毒品滥用的成因与后果

滥用新型毒品正在成为一个增长迅速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对上海730名新型毒品使用者问卷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可知:新型毒品的滥用并不是一种孤立出现的现象,它与社会控制的薄弱、吸毒同伴与环境的影响以及追求感官刺激的人格特质有着明显的联系.新型毒品使用者,无论是多种毒品还是单一毒品的使用者,都比传统毒品使用者或不吸毒者表现出更大的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危险性.混合多种毒品使用,则会使感染或传播艾滋病的风险迅速升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行动遏制新型毒品的泛滥,强化对吸毒者的行为干预以降低性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并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建构起一种新的模式,以应对新型毒品滥用对社会和谐发展带来的挑战.     

论社区矫正对预防毒品犯罪的作用

作为全球性社会公害,毒品犯罪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传统意义上,预防毒品犯罪通常适用监禁矫正。在报应性理论影响下,此意义上的监禁刑阻止了监禁矫正在预防毒品犯罪中作用的发挥。而社区矫正则可弥补监禁矫正的缺陷,并会对预防毒品犯罪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因此,中国现阶段已经开始适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矫正来预防毒品犯罪。但是,完全适用社区矫正来预防毒品犯罪仍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