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庸》之“诚”

"诚"是《中庸》的一个最高概念,是宇宙天道的本体与本源。"诚"为天道,也为人道。思诚或做到诚,是《中庸》的又一个基本内涵,指人道与天道合一。如何才能做"诚"?《中庸》强调,这是一个"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功夫,同时要做到率性向善,择善而固执之。"诚"的境界在圣人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圣人因其至诚,所以能够完全发挥自己内在的本性,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彰显。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修辞立其诚”本义探微

对于孔子在《周易.文言传》中所提出的"修辞立其诚",前人有许多解说,迄无定论。若从其解释《周易》卦爻辞的角度结合其言说语境去考察,这一观念其实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卜筮文化传统中强调职业操守和"思成"心理等重要思想和情感。"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立诚"则主要强调历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修辞立其诚"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敬言"、"谨言"、"慎言"的优良传统。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学、文章学、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周敦颐“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发微

《周易》将"诚"的思想衍化为形上之境界层次,而先秦诸子时期对"诚"的论及多涉及侧重于"行"的方面,而后周敦颐又将"诚"提拔至道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互通.且周敦颐对儒家经典《周易》极为推崇,其"诚"的思想也多来自对《周易》的发微,他在对《周易》义理阐释的基础上赋予了"诚"新的意义.《周易》中的"诚"之动静的规定性来自于对《周易》卦辞与义理的阐发,"诚"的两种修养方法亦鉴于《周易》所提倡的内在修养方法.周敦颐更承袭《周易》形上之境界形态,使"诚"上达天命、下立人极,可见《周易》对周敦颐"诚"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起到十分必要的作用.     

“通”的哲学——周敦颐的思与行

周敦颐博学力行,在思想上直承孔子而推陈出新。他虽然也围绕"修齐治平"的理想建构理论,但他有一系列别具新意的阐发,如强调"本必端""则必善",提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的困境,以及"复其不善之动"的修养方法等等。特别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融通体用,贯通天人,沟通古今。《通书》对"圣人"的推崇,贯穿始终,但也追溯"圣人之本""圣人之道",体用贯通,条理清晰,收放自如。在"天下""天"和"人"之间,周敦颐又突出"势""识""力"的作用;他认为天下顺安的关键在于天道施行而圣明的德行得以修成,孔子是行道义、修圣德的典范;但周敦颐并非主张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而是把老子所说"道尊德贵"进一步强化为"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同时突出"人"最难得的就是"道德",而每个人自身获得"道德",必须依靠良师益友。周敦颐认为君子也可以追求富贵,只不过君子所认为的"贵"是道的充实而无所亏欠,君子所认为的"富"是自身的安稳而不忮不求。周敦颐其人其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学问之格局,其人格之气象,是宋儒之中最接近孔子的。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张载释“梦”

张载认为,"梦"是人在形体闭合、气专注于内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精神现象。"梦"是魂交而成,梦中景象缘起于已有的认识、习惯和心理。"梦见周公"是孔子的理想和志向,因为周公是他最敬服的圣人之一。孔子晚年已入圣人之境,在认识和修养上达到了极致,其心如太虚,其性归天性,其行合中道,其命顺神化,与天为一,不思不勉,从容中道,从心所欲不逾矩,动则与周公若合符节,故而"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里的“哲学王”及其现代意义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具备了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论语》中提到的古代圣人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论语》来说,所谓的"哲学王"有两个: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或称"士"、"大人"或"成人"。当所谓的"哲学王"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遭遇?对此,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华的前提下,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切不可固守陈规,应把经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简论自成一家的“诚斋体”

“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这是宋代诗人姜特立、陆游对杨万里诗的赞评。他们都是同时代人,对杨万里的诗如此推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杨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和地位。 杨万里(号诚斋)的诗,在当时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就因为他能够跳出江西诗派的框框套套,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王夫之论“诚”

<正> “诚”是王夫之哲学的重要范畴,目前学术界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据王夫之的具体论述.粗略地区分其对“诚”的不同哲学规定,探讨其“诚”论的逻辑结构。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庸》最早从天、人、物三个方面对“诚”作出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定.《中庸》而后,许多思想家都谈到“诚”,特别是在宋明哲学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多方面地加以规定和论述.王夫之的“诚”论总结了前此“诚”论的发展而直接继承了张载。张载把“诚”规定为“实”,又释之为“有”,王夫之则把“实”和“有”结合起来规定“诚”。“实有”是对     

《东方圣典》中的《诗经》

187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其所译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之一《诗经》中具有宗教意义的部分诗篇结成一集,收入由其牛津大学同事马科斯.缪勒所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中的第三卷,《中国圣典:儒家卷》(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Texts of Confucianism)。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东方的宗教文化及其典章制度。但是,由于理雅各没有对中国古代的宗教做出明确定义,在编选本书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所选的篇章未免有些零乱。结果是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仍然无法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倒是理雅各对《诗经》中"天"、"帝"以及"上帝"等关键词语的翻译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中西宗教文化的一个契机。     

孔子论理想人格模式

孔子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养。《论语》一书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但为数不多)的对话录,其间的谈话可以说大都是围绕着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展开的。这个按照孔子人格理想所应成为的人,就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各有那些品质特征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孔子人格理想的模式问题。 首先,是所谓“圣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说他看不到圣人,能看到君子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圣人是他所理想的人格,这种人在人格分层上比君子高,他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因而是极为罕见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孔子“临流兴怀”之现象学考察

水是生命之源,有水乃有生命,江川湖海是水之大者。作为圣人兼智者的孔子,对水情有独钟。智者乐水,他在静水流深中看见智慧;吾与点也,他在暮春沂水中发现诗意;逝者如斯,盈科后进,他在逝水中发现时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以文化为寄托的生命在黄河边万念俱寂,他发现这是死亡之水;美哉水洋洋乎,吾不济之命也夫,此命运所不容己者,此是命运之水;乘桴浮于海,大海是向他允诺的敞开之域,然而,他只是一笑了之。"临流兴怀"是孔子涌现自我真实生命的方式之一,一个至情至性的孔子在江川湖海中现身,他即凡而圣,即圣而凡。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     

张载的“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涵。首先,张载对"诚"的天道意义进行了扩展与深化,具体表现为诚明所知与天人之道。其次,达到"诚"境界的方法为明知诚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相互转化和大其心之道。文章最后通过对当代社会三对矛盾的缓解明确阐述"诚"在当代社会的伦理价值。     

儒家的理想人格与孔子的率真个性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即道德充实、人格伟大、情操完美的人。而孔子却是一个具有真率性情的人。这看上去并非完全符合他或者儒家的理性标准,或者说,孔子的人格并非"完美"。他常常于恭谨、温和、慈爱之外,流露出其率真的秉性和生动的表情。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的君子仁德,反而更让我们感觉到孔子的真实和可爱。孔子的这种率直人格是其率真个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君子人格的自然流露,它至今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诚”观念的深刻内涵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诚",在《中庸》中它居于核心地位,至宋明甚至被看作极顶字。对于心学来说,诚是天道与人道的交接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至诚具有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寂然感通、尽心合天诸意涵,远非《大学》八目之一的"诚意"之所指。诚是心灵活动中一天人的枢纽,自诚明,则知性而知天,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真如门;自明诚,则向学而力行,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生灭门。儒家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外兼修。就个体而言,诚者与诚之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为一体,亦即合内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