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重估一切":初期新诗的语言表述考察

初期新诗是汉语新诗的最早形态,其语言内质是后来任何一种新诗语言形态的必然追溯,因此发生学的意义大于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是,导致初期新诗语言繁乱的主要原因.初期新诗很好地完成了告别传统语言表述形态的任务.     

《新青年》译诗与早期新诗音节的建构

《新青年》是最初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刊载的翻译诗歌对新诗音节的建构影响深远。《新青年》诗人群体的译诗将英语诗歌轻重律中国化,大量运用虚词营造轻重音变化,借鉴英语中的语法和句法变化,丰富了新诗音调。在用韵上,译诗较多采取英语诗歌头韵、内韵与多种尾韵的形式,并结合汉语音韵特征,对早期新诗音韵形式作了更加自由多元的中国化转化。《新青年》译诗打破传统近体诗固化的韵律节奏,向英语诗歌借鉴,探索口语和情绪的自然节奏以及诗歌的语义节奏,对中国新诗节奏建构作了有益的尝试。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     

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本体指向——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

“新诗人”的身份合法化问题是谈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从《尝试集》到《女神》,从胡适到郭沫若,“新诗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主要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转变为主要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角色。     

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

在新诗发生期,校园期刊是新诗及新诗观念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场域,《新潮》和《清华周刊》作为典型的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当时新诗批评场域的形成。《新潮》强调办刊人的"共同主张",紧随《新青年》办刊理念,选诗以白话新体为限,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具象式写法;在议题设置上更重视新旧文学之争,理论批评主要是为新诗合法性找理据,在"自然"和"自由"的诗体解放旗帜下,扩展新诗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新潮》与《新青年》《少年中国》构成同盟关系,增强了自身影响力,为白话新诗派壮大了力量。《清华周刊》及其《文艺增刊》虽然也强调办刊人的"共同兴趣",赞同诗体解放,但更强调"诗体创造",将情感、想象视为诗的本质,丰富了新诗表现手法;在议题设置上更注重理论建构,多围绕诗体规范与创造的具体细节展开,注重相互评鉴;《清华周刊》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因诗学趣味相近且有合作,为新格律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女神》时代的新天地——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佚诗

历来对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研究,主要以诗集《女神》为对象,特别是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中评述郭沫若的部分,其中的评述,论及他五四时的新诗时,只提《女神》而不涉及《女神》集外的佚诗。     

应当正确评价《女神》

<正> 长期以来,许多现代文学史论和研究《女神》专著极力强调《女神》的历史意义,为加强其倾向性而论断说,“《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奠定了我国新诗的基础,开了一代诗风”等。此种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有助于正确评价《女神》,我认为尚有待于探讨。现代文学史实表明,我国第一部新诗集不是《女神》,而是《尝试集》。《尝试集》出版于一九二○年三月,《女神》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这是有目共睹的史实。就是主张《女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     

中国新诗起始驳议

1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新诗之出现,亦然。由旧体诗解放为新体诗,乃是近代社会革命思潮在诗歌领域的反映。就诗歌而论,它是针对旧体诗的内容和外形的反抗而言的。因为旧体诗(主要是唐宋以来的格律诗),已经造成了自我樊篱,囿于狭小的天地。就连以卫道著称的学衡派的胡先啸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之诗,……在旧文化中,恐更难有拓殖之余地也。”(《评尝试集》)而新诗运动的主旨则是“诗体解放”——既解放形式,也解放思想,以求和世界的潮流吻合,唱出时代之歌。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召唤结构与汉诗英译——以《静夜思》为例

以接受美学中的召唤结构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汉语诗歌的意义空白和意义未定,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深入阐释召唤结构对于汉诗英译的影响。汉语诗歌的模糊美以及丰富的内涵留给译者很大的再创造空间,也需要译者对原文本深入的理解。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以胡适、郭沫若新诗为中心

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新诗的诗意追求集中于音调、音韵、音节等形式方面。从《尝试集》的数个序言之中,"自然音节"最终成为评判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也表明了胡适新诗尝试与探索能够达到的最高之处。郭沫若强调的"诗本体"构成的直觉、情调、想象等,"内在的韵律""节奏"明显地成为郭沫若诗学之中的核心问题。从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有关新诗的若干言论与实践,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节奏、两种不同的诗意获得,并镌刻进入了新诗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