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浙商"转型:从战术企业家到战略企业家

基于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承载者和推进者的认识,以“浙商”概念的学术性界定为逻辑起点,从战略企业家能力角度切入,结合浙江经济体制变迁的特性,研究作为企业家的“浙商”从战术企业家向战略企业家转型的约束、路径和保证。战略企业家能力是指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战术企业家是绝大多数作为企业家的“浙商”的成长起点。“浙商”要从三条路径、一项保证的角度实现从战术企业家向战略企业家的转型。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

虽然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农户和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亟需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合作社的内在属性使其可以成为这样适格的主体.针对对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质疑,本文认为,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而通过改革和创新,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我国农村的市场主体由家庭向合作社过渡,应当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羁绊与创新

新型城镇化目标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要优化城乡户籍制度;要推动就业保障制度改革;要探索住房保障制度改革;要推动农民工子女公平享受教育制度;要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加快财税管理体制改革。     

制度变迁程度与区域经济差距:一个分析框架

我国地区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程度差异,制度变迁程度受所在地区现有制度环境、制度变迁成本的制约。所以,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关键在于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为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培育相应的制度环境,减少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成本。     

从生存到尊严: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维度

农民工群体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他们虽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市民,而是以流动人口的身份长期存在.在从生存向尊严保护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已经不能用那种“恩赐”心态对待农民工群体,同时,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要通过他们积极地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制度安排,使政府在进行社会利益格局的设计时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只有农民工群体应有的利益得到认可、保证,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的和谐力量.     

发展战略、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

制度安排是决定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劳动力流动趋势的重要因素。特定的经济格局拥有特定的制度约束,我国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形成了区域和城市双重偏向的制度安排,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反过来,劳动力转移对制度安排的变革也有反推作用,这种反作用过程实际上表现为诱发性的制度变迁,而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为偏向性制度安排的诱发性变迁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 基于成本转移说的分析

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成本--收益理论是研究制度变迁的标准理论.然而,由于金融资源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它对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并不适用.结合我国国情,我们提出成本转移的假说,以此来分析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最后对未来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进行展望.     

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部发展缺少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一种有效的制度必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而西部的现有制度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及制度的低效率。文章拟在分析西部制度低效率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进行制度变迁的途径及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浙江模式"研究

"浙江模式"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浙江模式"是在包括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在内的一组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区域中民间和政府互动及选择的结果.本文从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浙江模式"的启动和演进的内在机理,展望了"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     

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因素及其演进

在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及绩效进行简要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方式、相互关系以及演变路径。进一步将我国农民工流动进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中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和农民工流动的特点。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变迁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那么土地制度的变迁如何影响农民的权益？农民权益的内在需求又是如何推动土地制度的创新？文章通过对建国以来三次土制度变迁的考察,认为成功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在于“以民为本”,满足农民的根本权益。     

从权力垄断到权力分享：台湾政党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台湾的政党制度也逐渐从国民党一党垄断权力的霸权党制转变为各个政党分享权力的两党制。究其原因,既有中美关系改善给国民党带来的外部挑战,也有党外运动和省籍矛盾给国民党带来的内部冲击;既有政治腐败和选举体制僵化给国民党带来的自身困境,也有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观念冲突给国民党带来的两难处境;既有李登辉不当的改革措施给国民党带来的分裂和伤痛,也有党外势力的团结合作给国民党带来的打击和毁灭。     

论制度变迁中发生的成本性质

中国的改革是属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的需求诱导式改革 ,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效已经充分证明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效应。目前 ,改革已经进入到深层次的实质性变革阶段 ,认真审视改革模式的成本 ,并对其大小和性质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的主要成本 ,即原有制度成本和新制度成本的差额、制度转换前后的摩擦成本、新制度生成后的机会成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并研究了制度变迁条件下发生的成本的性质以及新制度设立后尚未完全成熟时的成本变异与约束。     

从有效性到正义性:试论当代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略的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期间修改了之前所确立的发展战略,确立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公平和正义"为原则、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为内容的发展规划。随着社会建设由"经济发展"转向"经济发展与政治文明并重",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略的着力点也随之由"有效性"转为"正义性";诉诸"正义性"的宣传实质上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满足了社会成员对权利的需求,进而获取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与维护。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对我国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理性反思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程,实质上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当前只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

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为代表的一批新锐经济学家对制度重要这一新制度主义旧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们运用精致的计量分析方法,将制度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从而建立了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将历史计量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他们发现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育成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必要条件,而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有相辅相成之效。即便政治制度有一定的攫取性,但只要经济制度走向包容性,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从而激励更多的投资,那么威权型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威权型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容易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增长模式必须经过转型,尤其是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才能进入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阶段。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