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特征及其保护制度设计

在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语境中,中医药传统知识特指＂中国的汉族医药的传统知识＂。不论宏观地与现代知识相比,还是具体地与西医、西药相比,它都显现出了其诸多特殊之处。这些特征决定了其保护主要应取保存、传承及鼓励传播之义,其保护制度设计应当放弃先前仅仅局限于私法框架下的个体私权保护制度（如知识产权法）的思路,需要重构一个包括公法（如非物质遗产保护法）、私法在内的综合保护制度。     

自由企业制度及其法律维度

自由企业制度在我国已经初见端倪,自由企业制度最为符合人性的基本特征,创造财富的欲望应当受到来自于法律的尊重和保护,这是社会经济繁荣的根基。在自由企业制度中,公民享有企业自由创设权和自由经营权,这种权利不但要通过宪政制度加以确认和保护,而且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当具有独到之处。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法律既应当为企业提供充分自由的空间,为其自治和自律奠定基础,同时又应当设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使一切自由企业制度中的违法行为都望而却步。     

我国科研合同责任的立法不足及其完善

科研合同是国家实施科技计划、配置科研资源的法律载体。目前我国有关科研合同责任的法律制度存在责任内容不完整、责任形式不完备、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缺漏,应考虑科研合同的公法、私法双重特征及其承揽性和不完全契约性,借鉴国外行政合同理论,结合我国现行民商事合同制度,构建完整的科研合同责任制度体系尤其是责任追究机制。     

论横跨公私法域的个人信用评价制度

个人信用评价制度具有私法与公法双重面向，其中私法面向主要包括个人金融信用以及个人金融信用之外的其他经济信用两个维度；公法面向主要包括个人职业信用、个人社会信用和个人综合信用三个维度。个人金融信用和职业信用评价，更趋向于发挥提示风险的功能；个人金融信用之外的其他经济信用、社会信用和综合信用评价，更趋向于发挥规制强化的功能。民法理论认为信用兼具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属性，信用权是与名誉权相对独立的人格权类型，应当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公法理论认为信用评价主体的行为应受实体、程序与可问责性等方面的约束，与信用制度相关联的制裁手段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要求，审慎针对自然人进行数据整合与信用画像。私法与公法中关于个人信用权利保护和信用评价权力约束的理论与规范渊源，应当成为约束个人信用评价制度的共通规范。     

一般侵权责任中违法性要件的独立性

在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中是否采纳独立的违法性主要是法律技术上的差异,亦即在具体案件中的思维模式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落实法律政策。是否采纳违法性要件一方面牵涉到具体司法过程中法官以何种思路、提供怎么样的论证来支撑其判决理由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对一国的法律规范产生体系效应。根据我国的民事责任体系的特点,违法性要件可以将通常应属于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所保护的利益与侵权责任所保护的权益进行一定的区隔,比三要件说以过错吸收违法性,更能适应我国的现有制度,因而应当采纳独立的违法性要件。     

信托合同视阈下的信托受托人权力

受托人权力具有他益性与约定性特征,伴随信托商事化应用的增加,受托人权力呈现逐步扩张的趋势。由于信托法任意性规范的特征,信托合同成为配置受托人权力的主要方式,但是信托合同机制存在的缺陷,特别是格式条款的大量应用为受托人权力的扩张甚至滥用提供了便利。治理合同路径下的受托人权利扩张,应当创新受托人权力的配置方式;完善《信托法》法制,确定受托人权力制度,增加信托合同制度,通过私法规制、行政规制等多种手段调整受托人权力制度;同时应当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为受托人权力行使提供健全的制度环境。     

公私法交融下的环境健康权保护

环境健康权是免于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人体健康危害或风险的权利。环境健康权兼具公私法二重属性，权利结构复杂，难以基于单纯的私法或者公法途径提供充分的保护。《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未能对环境健康权做出具体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由于价值判断冲突而影响环境健康权益实现的情况。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设置更多地倾向于对损害的事后救济，也难以单纯地从私法角度有效地预防环境健康风险。公法手段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私法保护方案对损害预防关注的不足，并与环境健康权的社会面向相契合，从而有利于发挥公权力在保障环境健康权方面的优势。唯有实现公私法在环境健康权保护方面的有效沟通与协动，方可形成周全的环境健康权保障体系。     

弱者的制度性生产与再生产

相对于自然原因,弱者产生的社会原因更受关注,弱者在权利享有、实现、救济上的弱势地位是造成他们弱势并导致这种弱势境况恶化的根本原因。经由法律所生产出来的弱者,同时又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类似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弱者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往往也是"弱肉强食"逻辑的再生产和结果取向的功利哲学的再生产。旨在保护弱者的法律制度若设计不当,不仅会出现非保护对象的对策行为或者"溢出效应",还可能会导致弱者更弱的制度陷阱。相对于给予弱者以特殊的照顾,作为公平正义之保证的社会体制更应优先被关注,实际的不自由和对权利的普遍侵害才是弱者产生的根本原因。     

商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设立解释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商行为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进行,同时,相对于仅关注个人利益的民法而言,商行为在保护商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更关注第三人及国家的利益。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述评

本文对支持与反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理论对立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评析,认为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不能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框架,将公司社会责任用权利义务的方式规范化,从而避免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泛化和道德化,将会对现代社会这一基本经济组织制度带来基础性损害.公司社会责任应解释为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采取积极措施避免危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法定义务,即公司负有一般注意义务,使之具有运用私法手段强制履行的可能.     

论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发育日渐成熟 ,格式合同适用愈为广泛。实践中存在三方面问题 :合同条款、合同效力、合同解释问题。对此应进行法律规制 :遵循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加重提供方责任原则 ,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查权限 ,并加强格式合同立法 ,同时增强市场主体法律意识     

民事主体保护的宪政视角——兼论民事权利保护

人以其理性构建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体系时,既要确保人的主体地位,又要实现其价值目标与利益诉求.民事主体是人在私法中的地位展现,民事权利则是主体利益诉求的法律落实和主体的人格性延伸.因此,民事主体及其权利保护成为私法的全部目标.但是,私法的功能障碍使对民事主体及其权利保护成为私法不能承受之重,宪政制度则为私权保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契合支撑.     

私法语境中的人

私法视野中的人的图像在罗马法时代与19世纪、20世纪有所不同。古罗马法中,一方面,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由,相互之间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另一方面,同一等级的人可以享有相同的自由,相互之间保持一种意志自由的关系。近代私法强调抽象的人格,保障个人自由;近代私法中的人是个人本位、抽象的人格平等、私权保护绝对化、意思自治和自己责任的。但近代私法由于极度推崇权利绝对、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因而产生诸多弊端。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私法对于近代私法作了修正———在坚持主体平等、私法自治的基础上,重视具体的人格,强调对于合同自由以及私的所有的限制,采取社会责任原则弥补个人责任的不足。虽然现代私法将尊重人、关心人、成就人作为其终极诉求,但在人权保护、遏制人的生命的物化以及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划分等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人的尊严与弱者权利保护

人的尊严不仅是现代法律的伦理总纲,更是弱者权利保护的制度基础。人的尊严为弱者权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它通过人的平等、体面生活以及不受歧视,证成了弱者权利保护的必要;人的尊严是弱者权利的推演基础,正当生存权、人格尊严权、行为自主权、私域控制权等,均与弱者权利的落实密切相关;人的尊严也是弱者权利发展的精神动力,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都是本着人的尊严的理论,充实和完善弱者权利保护的各项内容。     

我国民法的基本性质探讨

本文从民法的性质入手,认为民法是私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也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民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法律,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私法的体系,并且应当在民法中贯彻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     

我国公法实施中的私法化问题研究

在我国的公法实施中,不仅存在传统意义的法律类型化结构问题,还存在着一些现代意义上的典型问题与复合领域的拓展问题。形式理性的固有缺陷与国家法治综合水平、公法价值目标的模糊与冲突及其带来的空隙、隐性公法维权人与显性私权益人的反差、合理限制的私法化实施方式更具有比较优势是其四个主要原因。就我国现实而言,总体上是需要吸收借鉴私法化的实施方式来突破公法实施的理性瓶颈制约,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公法私法化法律制度的基本理念,建立健全公法实施组织的信息管理制度、辩诉交易与和解制度、私法化实施效能调控制度,从而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现代公法实施私法化的制度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入典”：体系功能及其与专门立法的关系

个人信息保护"入典"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创举。在专门立法之外,将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规范写入《民法典》,不仅可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提供明确依据,还具有价值指引功能、体系解释功能和权利孵化功能。《民法典》人格权益保护的价值取向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提供了根本性的评价基准,在其指引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可在《民法典》中得以体系化的解释和适用。《民法典》围绕个人信息自决,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初步形成了具体权利内容,为个人信息权利的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民法典》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调整对象上大同小异,但在保护方式上存在递增,其通过公法手段保护的个人权利仍然具有私权属性。该项专门法律属于领域立法,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同等重要,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性也将在两者联动中得以加强。     

立法保护倾向对弱者诉讼胜负的影响研究

立法在“分配正义”时，不仅追求社会最大利益的实现，同时也倾斜保护弱者，以维护社会实质公平。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是倾向保护弱者的法律，然而立法的价值追求能否真正实现，有赖于法律的具体实践。通过某省基层法院4563份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保护弱者的法律案件中，弱者获得了较高的胜诉率；特别是相对于中立性法律领域而言，弱者在保护性法律案件中获胜的优势明显。因此，立法保护倾向改变了弱者和强者在诉讼中的力量对比，部分推翻了“强者更容易胜出”的结论，体现了我国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成效。     

论公司股东的直索责任

德国法上的责任直索只是一类法律问题的类称,并非既定法律原则或规则,更无"法人人格否认"之意。德国法的有关经验说明,对于追索股东责任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问题,在学理认识上,应清晰区分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责任限制这两项不同制度,不能混为一谈;在司法实务中,应当精细区分案情,充分利用传统民商法提供的既有制度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否认法人人格。     

自贸试验区“责任清单”的规范及其有效实施

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厘清政府的职责是前提,依法制定清单是灵魂,体现服务政府的理念是落脚点,而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是根本。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当积极探索责任清单制度的规范和运行,为解决政府的懒政、怠政问题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措施。在责任清单内容的规范上,应当着重围绕细化各类权益保护的规则、体现各片区特色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在责任清单的实施机制上,应当着重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的合法性审查制度、责任清单实施中的社会监督制度、不履行责任清单的法律责任制度等三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