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辞章入仕文人群体的创作转向及其影响

辞章入仕作为汉代选举制度之末流,在武帝礼乐建制活动中得以确立,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吸引藩国文士和地方才俊赴京任官。受到政治生态、仕宦生涯、学术旨趣等因素制约,入仕文人群体的创作倾向呈渐变趋势：入仕前期追附风雅,入仕中期关切现实,入仕后期弃文逐经。这种创作转向突出表现为由文学入经学,其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一是削弱诗赋创作动力;二是引领古文经学发展;三是丰富古典学术形态。     

论文徵明诗学观中法之问题

文徵明论诗重"法",强调要以博学充诗之资,追求师心自诣、神会意解,这与复古派在法度论上强调"拟议以成其化"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对"法"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文徵明与复古派并不相同,他所倡导的"法",从博学、荡涤庸心到师心独诣,涵盖了创作构思的整个过程;而复古派则根柢创作过程中的摹拟环节,追求在"拟议"中达到化境。     

文学的摹拟与文学的自觉——魏晋六朝杂拟诗略论

历来对摹拟的批评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文学的摹拟与摹拟的文学.后者在文学审美以古为是的价值取向的驱使下,结果走向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极端.而前者作为一种学习创作的方式,盛行于魏晋六朝,王瑶先生曾指出它与后世的摹拟不同,不过仅论及其产生的动机.本文以为支配这动机、从而更为深刻的是中国文学的自觉.     

论西昆体盛衰与北宋科举制变迁的渊源

北宋初期影响巨大的西昆体,其盛衰与当时科举制的变迁关系密切。宋代的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宋初,科举考试中对诗赋的重视成为西昆体产生的重要基础,对诗赋艺术形式的重视推动了西昆体创作的发展,对学术修养的重视塑造了西昆体典赡的风格。至北宋中叶,伴随政治改革进行的科举制改革,使得诗赋逐渐被策论取代,西昆体遭致严重打击,遂走向衰歇。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集选编与词学旨趣

从词集选编及校评角度对"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做整体研究,探讨四人的词学思想与艺术旨趣。他们重视词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且成果显赫;注重词学理论的阐发、弘扬,将理论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丰富的词学思想主要通过序跋与评议体现,大致表现在尊词体,重情性,倡重拙大,主寄托,彰显出自觉的词学流派意识,并有开阔包容的词学观。四大词人将选编、校勘、理论、创作四者结合,尤其是比兴与寄托手法的运用,使"清季四大词人"在词集选编与艺术创作旨趣方面达到审美趋近。     

论《皇华集》诗赋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分别建立于公元1368年和1392年的中国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在历史上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皇华集》中的诗赋创作继承并发扬了古老的诗赋外交传统;拓展了古代文人诗歌酬唱的领域;在其他方面也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袁枚文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

袁枚论文与论诗有很大不同,他把古文看作是"代圣人立言"之事,反复阐释了六经与古文的源流关系.由于注重古文创作,他对散文的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作过认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受容.这样,他在创作中自然追求一种澄明雅洁的境界,与桐城派的古文旨趣并无二致.     

豪放与婉约 言志与言情——李清照同期诗词风格之比较

易安诗词走的是"言志"与"言情"两条不同的创作道路.易安诗重在抒发奋发进取的宏伟志向,"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纵贯始终,前后一致.易安词重在表达内心的细腻情感,因前后期生活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创作旨趣的不同,使李清照的同期诗词在风格上异同互见,以异为主.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论《醉翁谈录》的性质与旨趣

对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的性质与旨趣应做重新的辨析.该书不是"笔记",也不是"笔记传奇话本集";它是一部专供"小说"与"合生"艺人参考使用的、以男女风情为旨趣的故事与资料的类编.其旨趣比较复杂,编撰者既歌颂坚贞的爱情,谴责负心的行径,又流露出对"齐人之福"的向往,对花衢柳巷的依恋.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赏景先要心净》作者张福勋原载 1993年3月1日《包头城乡建设报》赏景人的心境,在审美观照中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它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创作前的审美过程,帮助作者“味象”和“体物”,从而捕捉到自然之灵性与真谛;而且在进入创作过程时,又能够“陶钧真思”,成为文学构思的心理前提。     

从汉魏思想到陆机的"诗缘情"

本文考察汉魏形上哲学观念和形下文学经验的演变,尝试为"缘情"说寻找内在的依据.性情论,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情恶"论,但刘向、扬雄提出不同的看法,苟悦详细批驳"性善情恶"论,向秀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秉承了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如何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批判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本质,澄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课题和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批判的方法上,马克思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批判方式;在批判的道路上,马克思认为应当"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具有了现实性和力量;在批判的旨趣上,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法试图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推翻"一切被奴役的关系"。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正是方法、道路和旨趣的三者统一。     

得书难易与取士之标准

对于唐代为什么以诗赋取士,已有不少论者探讨,如张蕊《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一文就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原因,即: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作用、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