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

沈从文的社会政治思想带有极强的“诗性”特征.他试图借助“音乐”(艺术)来清除现代政治、宗教和道德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激发人性当中追求“美”、“善”、“爱”的本能,从而为社会政治的变革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这种思想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主要是以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国民大脑中的封建思想残余从而实现人的革新.沈从文侧重的是人性底蕴的改造,即通过塑造健康的人心(性)进而建造健全的社会,其社会政治理想本质上是“人的健全”与“社会政治健全”的合一.     

从“五四”谈到民主型政治文化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念和思潮,但本质乃是在传统政治体系崩溃前夕围绕着中国应重建何种政治体系的探索与争鸣,其主流则表现为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转变。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现代“自我”的产生与五四新诗的文类策略和形式逻辑

作为一种现代文类,五四新诗的发生,与现代中国主体“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新诗的情感政治面向对五四时期的苦闷“自我”构成了强烈的表达吸引,语言、风景等认识装置的引入也为“内面自我”的发现提供可能.五四新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借助于一种综合的形式风格,生产出了一种社会化的自我形象.并且,经历长诗小诗的形式辩证,一种“曲折”“深刻”的主体自我也被生产出来.这种能动性的自我又进一步投入到五四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中.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研究中国古史必须承继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物,“五四”以前,长期被称为“圣人”,受人崇拜;“五四”以后,却成为打倒、批判的对象。同是一个孔子,为什么前后的看法如此悬绝呢?我认为“五四”以前,崇拜孔子是有道理的;“五四”以后,打倒、批判孔子,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从政治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五四”以前,中国社会是封建、半封建社会,孔子思想能为这个社会服务;“五四”及其以后,中国社会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思想已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戊戌”与启蒙

一今年是戊戌维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讨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对“戊戌”也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两个运动,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研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救亡与革新方面都曾有过激扬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反思的深入,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戊戌”与“五四”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     

“同妻”社会适应问题的虚拟社会人类学分析

在当代社会，社会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但总有一些群体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其中“同性恋”群体的衍生群体——“同妻”就属于这一类。由于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歧视，同妻对特殊身份的认同和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难以适应。同妻的社会适应不仅意味着与同性恋者婚姻关系的结束，也涉及经济、交往方式、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的调试。社会层面对应的是循规性行动，主要探讨同妻交往方式和群体互动对其交往方式的影响等，使其能够达到心理层面的良好适应。     

从“以中格西”到“以西格中”——近现代文论话语机制的转换

从文学批评、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以及文学理论等几个层面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 在“以西格中”之前,曾经出现过较大规模“以中格西”的话语方式,而且“以西格中”的成熟与普及 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与五四前后一批新型学者“驳上启下”的文论话语实践密切相关。     

对“五四”价值取向的历史认证

“五四”价值取向是指“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先进中国人所实现的对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政治制度、社会改造……即对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新选择，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深刻转变。我们研究、反思“五四”价值取向，旨在揭示“...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义的“父亲”形象，曾被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充分揭示“父权”及整个封建思想的残酷、冷漠和腐朽，一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情绪，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来表现；一部分作家则着眼于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对“五四”“反传统”的思辨

超越“五四”一直是学术界的时髦话语。如果我们不理解“五四”的本意,又何言“超越”？于是,我们看到,当“超越”成了一个流于形式的“银样蜡枪头”时,思想的困惑和尴尬就势所难免。固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思想禁锢大开,但俯瞰８０年代以来,尤其是９０年代先后出现的几次“文化热”,不能不令人心寒。这些讨论无不与“五四”时期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关,然而研究的观点和结果仍摆脱不了“五四”窠臼,要么说全盘反传统好,要么说全盘西化不对,最后都留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五四”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演变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初衷在借团体的力量研究学术、砥砺修养，以图转移社会风气。“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改造的呼声兴起，少年中国学会因势发起“工读互助团”，企图从旧社会之外重建新社会。其试行失败使广大会员意识到“为社会的活动”必须集中既有力量，对旧社会进行整体改造。这样，趋向共同的“主义”以改造旧社会成为学会的必然诉求。然而，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深处焦虑之中的会员认识到温和的社会改造见效太慢，纷纷认同政治运动，以求中国问题能够得到迅速而根本的解决。     

论创造社向“五四”文学的两次挑战——创造社与“五四”文学关系新论

创造社在本世纪２０年代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论战,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创造社挑起论战的动机及以社会运动方式组织文学运动的负面效应。创造社正是在向文学研究会的挑战中,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反抗“偶像”的精神,当然这种带有“行邦意识”的挑战行为,也不可避免的有着消极作用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