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语境与东北沦陷时期话剧倾向与形态的复杂性

东北沦陷后,殖民者对东北文学戏剧由初期的默许到很快进行限制整肃,并出台法西斯性质的《艺文指导要纲》进行＂国策＂指导,构成一套完整的殖民压迫语境。在此语境下,沦陷时期东北的话剧在初期曾出现昙花一现的左翼戏剧,在中后期则被＂国策＂御用。但是即便殖民者允许或御用的戏剧团体创作和演出的话剧中,其倾向和面貌也是曲折复杂的,或者在表面的顺从下表达出委婉的抵抗意识,或者在＂配合＂中暗含曲折的心曲,而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辨别的。     

再疆域时空的文化形态与旧体诗创作特征--以东北沦陷时期《盛京时报》文艺副刊为中心

1931—1945年14年间,东北三省（包括东蒙地区）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之地。日本侵略者利用其扶植的伪满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文化机构与报刊,对东北沦陷区实施了文化再疆域的殖民手段。在这样的再疆域时空中,文学形态呈现出两种维度：一是通过隐忍、委婉的方式表达抗争的精神;二是在殖民者操控中以“服务战争”、宣扬“东亚共荣”与“中日亲善”为目的的献纳之作。通过对《盛京时报》文艺副刊,以及沦陷区的文化形态、诗人气质与旧体诗创作的考察,旨在说明东北沦陷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们在被压迫与被殖民的境遇中,并没有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脉失去生命的气息,在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中,日本侵略者意欲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化再疆域企图并没有取得其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后殖民时代的话语陷阱

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了一系列有关“进步”的神话 ,在其旁边 ,我们也发现了一系列的意识“陷阱”。如果说前者是殖民者用强大的殖民话语霸权所罗织的网 ,后者则是殖民者为殖民地所预设的透过网格获得“阳光”的管道———在获得解放的希望中跌入殖民者的彀中。故而 ,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写到 ,独立是殖民者赠送给殖民地人民的“有毒的礼物”。因此 ,对诸如二元对立陷阱、修辞陷阱以及普遍性陷阱的批判 ,实际开启的是对殖民话语之网的解构以及反话语的建构历程。     

政治·影像——“满映”与电影《迎春花》中的政治隐喻

在东北沦陷时期政治与影像结合以后产生了一个“怪胎”，这即是建立了当时号称远东最大电影厂的“满映”。“满映”是特殊的国策电影公司，是电影专门的统治机构，是当时日本重要的文化殖民宣传机构，它带着强烈的殖民主义政治色彩。本文就试图以“满映”仅存影片之一的《迎春花》为例采阐述在日本的军事专制和电影垄断的背景下“满映”的真实面貌。     

试论中国古典戏剧创作的平民意识

平民作为审美主体,是中国古典戏剧创作的基本倾向。与西方戏剧和中国现代话剧不同,中国古典戏剧通过对从军与应试题材的发掘和运用,传达着观众和剧作家浓厚的平民意识。平民意识决定着戏剧的题材选择和主旨表达,促使其在民间的广泛演出与长久流传,最终形成中国古典戏剧的创作传统。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文学

重启东北文学概念,考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文学的流变,借此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东亚文学中的某些问题。梳理东北沦陷初期《夜哨》文学和《文艺》文学,《夜哨》文学跨域到上海成为中国1930年代抗日文学的先锋及典范;《文艺》文学被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继承,成为隐微书写、解殖文学一系。而日伪在东北炮制的“满洲文学”成为东亚文学演练场,为东亚被压迫民族文学提供了发表场域,多语言多国族的文学想象、文学作品是思考东亚文学的资源及文化遗产。新的现实、新的形式、新的场域,东北文学为重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和东亚文学提供了契机。     

论《雷雨》的“误读”

曹禺的《雷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古希腊“命运悲剧”式的爱美剧作,但它却被用于职业演出,面对广大未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普通的中国戏剧观众。“错位的对接”自然导致极大的“误读”,但从中正充分展现出中国观众的戏剧审美心理。曹禺准确把握住了“误读”的实质,并自觉尊重、适应之,以中国观众戏剧审美心理为基础,创造出《日出》等一部部“本土化”的佳作,使话剧这种完全自西方泊来的艺术最终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根。正是“误读”造就了杰出的剧作与剧作家,指明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方向。     

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文化殖民探析

在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通过扶植的伪满政权,大肆地对东北地区实行文化殖民,利用政权的力量充分美化和掩盖殖民事实,宣传殖民奴化思想,妄想使东北人民成为拥护伪满政权的顺民.日伪政府所进行的文化殖民行动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即教育、宣传、文艺.在教育方面大肆灌输军国和民族分裂思想,改变东北学制,普及日语;在宣传方面充分管控新闻舆论、出版机构、广播内容;在文艺方面改造中国传统戏剧,以殖民电影美化黑暗统治,以殖民文学塑造顺民典范.无论是教育、宣传、文艺哪一种文化殖民手段,其目的都在于扭曲历史,美化侵略,奴化东北人民,对东北人民进行错误价值观的灌输,使其成为彻底的"良民".     

以“戏剧场”打开萧红的《生死场》——话剧《生死场》的主题重塑

田沁鑫对于萧红小说《生死场》的话剧改编，在把握原著精神内涵的同时注入了个人对时代的思考，突出了民族的苦难意识，着重展现出农民在危难之际面对生与死的困境时努力突围的过程，并集中刻画了在东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农民们挣扎着人性的挣扎。话剧《生死场》与小说在不同时空相遇，不仅有精神上契合的复刻，也有通过承载着导演哲思的“戏剧场”的表现对小说的主题进行的深化和挖掘，让《生死场》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以不同的媒介传播拥有新的“生命”。     

《大北新报画刊》与中共满洲省委的抗日文化宣传

中共满洲省委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抗日文化宣传中心,在东北沦陷时期,曾开创了《夜哨》《文艺》《芜田》等反日文化宣传阵地.在此基础上,经过金剑啸等中共地下党员的积极努力,我党一度将日本人创办的殖民宣传重要工具——《大北新报画刊》发展为反日宣传的重要阵地.画刊以漫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为武器,展现了日伪统治下东北民众的悲惨遭遇,同时又以慷慨激昂的笔触激励了人们的抗战热情,进而为黑暗中苦苦挣扎的东北民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撑.     

戏剧史料学的重大收获--评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

世纪之交 ,在对中国现代戏剧历史进程的回顾、反思和前瞻中 ,董健教授曾撰文呼吁 :“现代戏剧研究要补课。第一要补‘现代意识’的课 ,第二要补科学的‘戏剧学’的课 ,第三要补‘戏剧史料学’的课。”(《话剧研究要补课》 ,《社会科学辑刊》2 0 0 1年第 1期 )他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戏剧史料学的重要性 ,指出 :“这是百年话剧研究的最弱项” ,“戏剧史料的发掘、甄别、考证、编纂、出版 ,都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做”。而《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 ,董健主编 ,顾文勋、陆炜、胡星亮副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 …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叙事模式

东北沦陷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对东北传统家族生存态势的描写中反省民族本体的家庭制度;反思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揭批民族苦难的根源成为其主流话语。“女性自我抒写”家族叙事模式的创造,不仅表明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更显示了东北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尽管在沦陷的14年中“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却记载着我们中华民族反抗强暴的一段历史,标志着东北新文学在缓慢的发展中增添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

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实施了大规模移民战略,尤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陆续向东北派遣30余万日本移民。日本为了掩饰其战略意图和侵略行径,把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团"改称"开拓团",企图掩盖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质。从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及其移民政策的变化过程来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上升为"国策"地位的国家战略行为,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手段,日本"开拓团"本质上就是"殖民扩张团"。     

日本帝国主义与东北煤铁工业——《满铁史资料》第四卷序言

满铁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和经济侵华“大本营”,是日本侵占与掠夺我国东北煤铁资源的最庞大机构。在满铁的各种侵略事业中,煤铁业仅次于铁路交通运输业而居第二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煤铁资源,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的野蛮     

探寻真实与趣味的最佳结合--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

中国现代戏剧初期的文明戏、爱美剧之所以失败,根源于缺乏正确的观众意识.曹禺以自己从表演及创作实践得来的见解,敏锐把握住了这根"中枢神经",建立起自己的以正确的观众意识为基点的戏剧美学思想.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将前期一直处于矛盾对立地位的"真实"、"趣味"两大范畴和谐统一起来,以激发观众深层真正审美情感为核心,对戏剧创作、表演诸因素都有精切独到的论述.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初期形态

文章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探讨了语言变革的要求如何改变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基本形态,催生了以话剧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现代戏剧.中国现代戏剧是伴随着当时新出现的新的话语资源、新的话语方式而诞生的,从文明新戏等戏剧创作开始的戏剧语言的革新和变化,为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去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和文体发展的动因.     

边民叙事与历史真实的人类学研究——以清末民初的滇越铁路修建为例

1898～1910年,法国在晚清帝国的边陲云南,修筑作为他们殖民权力话语表征的滇越铁路,西方“他者”的进入打破了边民社会的秩序。在面临着家园土地的流失情境中,边民社会从其“地方性知识”系统中,寻找西方“他者”行为的不合法性。“土地”作为边民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了边民话语表述的媒介与抵抗斗争的标的,而法国殖民者最终的路线选择则完成了边民社会历史叙事,边民社会与法国殖民者围绕滇越铁路的修建书写社会的历史,实现地方性知识系统的重构。     

论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时代语境

中国话剧初期创作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从当时国内、国际的时代语境来说,中国大转型时期社会观念的颠覆与重建与西方悲剧意识的影响与渗透应是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主要成因。悲剧意识的形成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大团圆”模式,成为中国话剧初创时期的主导艺术特色。     

《迎春花》:城市影像、李香兰与殖民时代的电影工业

《迎春花》是"满洲映画协会"1942年摄制的电影作品,以殖民者的视角塑造了伪满时代的中国东北的城市生活,并隐含着与殖民主义相关的话语结构。影片的主演李香兰是20世纪30至40年代东亚最重要的女演员之一,其明星形象的影响力借助电影这一传媒形式配合了殖民者的文化实践,并延伸出有关明星文化与现代性的问题。而"满映"电影工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建立和发展状况,也成为阐释《迎春花》影片的重要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