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定向增发--企业战略扩张的新方式

定向增发正在成为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又一种路径选择.阐述了定向增发的含义、作用和风险,并提出了定向增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大股东控制下的股权再融资决策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股权再融资的选择方式和认购量能作为信号向外部投资者表明公司的质量.本文发现:公开增发发行成本较高且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小时,存在唯一的分离均衡,此时高质量公司定向增发,低质量公司配股;当公开增发成本较高且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大时,定向增发是唯一的混同均衡;当公开增发成本较低且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小时,公开增发是唯一的混同均衡.模型预测定向增发的公告效应为正,配股的公告效应为负,而公开增发的公告效应不明确,这与大量实证文献相吻合.     

资产注入定向增发中控股股东的择机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市场择时理论研究控股股东在资产注入定向增发过程中的择机行为,进行分析论证得出,控股股东理应偏好于在基准价格低于每股内在价值或增发前公司股票收益水平低于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整体收益水平时,进行定向增发。从理论上而言,控股股东更会倾向在股市上行期进行定向增发。而为了获取资产的流动性溢价,他们更多地会选择与股改同步或至少在股改后进行资产注入定向增发。     

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兼论股权分置改革的长期绩效

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对民营与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及影响因素差异的探讨.本文以2004～2008年的大宗股权交易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键在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由控制权垄断性、控制层级及家族控制构成的控制权强化机制是影响私有收益的主要因素.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减弱控制权垄断性、降低控制者的私有收益,然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随时间推移先降后升呈现"U"型趋势,终级控制者的利益取向在短期回归公司价值本身后又开始出现偏离,其原因在于大股东依然能通过对公司和二级市场的双重控制攫取私有收益.为纠正民营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必须就控制权强化机制进行全面的治理.     

非公允关联交易与股权结构的分析——深市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由于不同股权结构下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存在着差异性,大股东以及被大股东所控制的管理层会对上市公司交易安排作出不同选择。股权的相对集中会造成股权制衡的困境,中小投资者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在实际的控股能力和对公司的经营影响力方面完全无法与大股东相抗衡,从而造成股权制衡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在上市企业治理结构中,股东的控制权通过建立有效的股东内部控制机制和竞争的法人控制权市场来实施。要治理我国国有企业大股东利益侵占问题,应通过改变"一股独大"的现状,并重点关注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形成的复杂的控制链。     

刍论定向增发——企业战略扩张的新方式

定向增发正在成为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又一种路径选择。阐述了定向增发的含义、作用 和风险，并提出了定向增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制度环境、政府干预与定向增发资产注入中的利益输送——来自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06—2014年沪深股市实施了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的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环境、政府干预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利益输送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比例越大,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的比例越大,并且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差,国有控股比例越大,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的比例也越大;(2)地区制度环境越差,盈利型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后,其经营业绩及公司价值下降越快,并且,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利性越好,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后其经营业绩及公司价值下降越快;(3)地区制度环境越差,亏损型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后,其经营业绩及公司价值上升越快。这一研究证明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府干预导致的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的利益输送问题更加严重。     

控制权转移真的改善了企业绩效吗?——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高管变更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对此进行研究后发现:控制权转移后总体上并没有提高公司业绩.尽管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内提高了公司业绩,但实际上是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的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另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在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呈倒U型关系,但不显著;第二年呈U型关系,而高管变更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研究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3)在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中,地方政府和家族企业控制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而中央政府和其他性质企业控制与大股东利益侵占负相关,但不明显.这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增发新股问题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偏于以增发新股实现再融资,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些上市公司非理性增发新殷的现象,给我国股市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拟通过对政策和制度因素、上市公司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及股票市场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增发新股的主要动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终极控制权特征对股权资本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1-2007年间实施配股或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特征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之后,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越大,上市公司资本成本越高。本文最后依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优序融资的回归?——基于股票和债券选择的实证研究

我国虽然出现了“上市公司发债强于发股”的优序融资现象,但和经典的优序融资理论强调的发债成本低于股票融资成本是不符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虽然有所增加,但依然较少,低于发债的利息成本.主要是债券和股票金融管制程度的差别影响了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如果债券发行管制放松,就会改变上市公司再融资对股权偏好的选择,企业发债对股票融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同时,上市公司大股东出于对控制权和财务杠杆的考虑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偏好发债券.     

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双重迎合性研究——来自A股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经验数据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大量的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较非国有更倾向于进行现金分红。特别是随着国有上市公司派现数量的逐年增多,为规范其"分红"行为,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上市公司"分红"的动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因此文章选取2007-2012年深沪A股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控股大股东、市场中小投资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经过实证考察了这两者与国有上市公司"分红"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在"分红"中存在"双重"迎合现象:一方面,企业发放红利为大股东输送上市公司的现金提供了可能,企业管理者迫于大股东的控制权不得不去迎合其对现金股利的需求,而有效的制衡可以约束大股东行为;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为了能迅速提升企业价值,彰显自身才干,也会考虑市场中小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偏好而采取迎合性的"分红"政策。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控制权及其分离——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比较分析

自La Porta等人首创追溯公司终极所有者研究方法以来,国际上涌现出大量研究各国大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文献.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结构却被国内外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视.本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高度集中且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严重分离,但不同样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分类比较进一步表明,直接和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演变路径;在控股家族财富、控制意图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较低的最终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倾向于构建复杂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因而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     

大股东占款行为的治理:理论框架及具体措施

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存在着较严重的大股东占款行为,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很好的治理建议,但这些建议比较零散且很难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首先介绍了大股东占款行为的形成机理,然后构造出治理大股东占款现象的理论框架,最后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股权集中是产生大股东占款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掌握的控制权比例较高、成本较低、且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较强.在这种特殊股权结构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心理,中小股东难以有效抑制大股东占款行为.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为突破口来加强内部监管应是治理占款现象的重要措施.只有将加强内、外部监管和明确大股东诚信业务有效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治理大股东占款行为.     

中国上市公司购并动机：控制权私有收益因素分析

本文检验了控制权公共收益和控制权私有收益对我国上市公司购并动因的解释能力。结果显示:控股股权转让溢价为28%,而非控股股权转让溢价为5%;与此同时,样本公司经营绩效普遍呈现出非持续性。这意味着,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购并更多的是大股东通过购并谋求控制权私有收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表现。     

控制权私利研究演进脉络分析:制度、行为与伦理决策

控制权私利问题始终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大股东为获取私利,把上市公司当成"取款机"和"摇钱树",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资本市场发展的突出问题。本研究从制度、行为和伦理决策视角对控制权私利研究演进脉络做了梳理与分析,提出涵盖"制度—行为—伦理决策"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并提出立足行为博弈的实验经济学是识别控制权私利行为的有效工具,将伦理因素涉入决策过程是打开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黑箱"的视角。本文指出了有效识别、解析与预测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可行研究路径。     

信托关系: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新选择--试论国有股表决权信托证

我国应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为类似于股票一样的国有股表决权信托证,并在沪深股市竞价发行后上市流通交易,与原有流通股一起共同构成统一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国有股控制权的流动化、市场化将有助于构筑国家与上市公司经营者之间的信托关系,建立外部控制机制,实现政企分开,构建股市的用手投票机制,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从而改进我国公司治理.     

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

上市公司大股东常常利用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他们之间因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了较严重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在选举董监事时的冲突、股利分配上的冲突和公司并购中的冲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将导致公司价值下降、投资决策非效率、企业规模非效率以及控制权转移非效率等后果。     

委托-代理危机与控制权竞争——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借鉴公司控制权理论关于控制权的可竞争性的研究思路,以民营上市公司国美电器为研究对象,揭示出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障碍和解决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是创始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一场动态的合作与非合作并存的博弈争夺;起因源自创始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所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缺失;因此,构建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控制权转移所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