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需要不断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探索建立多元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改善民生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相对缺失,公民社会发育缓慢,社会冲突激化,使得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公平正义的社会支持与利益,同时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使其成为公共安全的高发地带.因此,民生问题仍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推进以改善民生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就业服务制度等制度改革,创新政府社会治理方式,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诉求;二是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引导社会组织合法、积极、良性发展,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弱势群体经济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三是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慈善等调节手段,促进分配公正,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水平;四是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不断完善和加强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安全管理服务、防灾、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以及公安队伍等建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路径探究

农村是我国社会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题中之意,是农村社会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现阶段我国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乡政与村治之间矛盾、既有管理机制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化解矛盾,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深化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     

论结社自由及其实现--弱势群体结社权与中国市民社会培育

在西方,现代性的结社自由和独立社团是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中国改革路向决定了,无论是就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市民社会之发育,还是建构于其基础之上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实现,与西方存在着因初始条件不同而相异的路径选择.改革的深化,使多元利益群体形成及群体性利益博弈成为新制度安排中最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尚没有相应形成,特别是弱势群体因缺乏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有效的组织手段,成为社会影响力和权益保护最弱的群体是目前实现社会利益均衡与整合的最突出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博弈主体地位之取得与制度化表达渠道的建立,既表现为自身民主能力的培育,更取决于结社自由制度化权利的保障.因此,就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现实而言,弱势群体的结社权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结社自由价值理念的本质内涵.     

新形势下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评判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不是看有没有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而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具备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转型与创新

城乡结合部是城镇化发展中的特殊区域。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结合部呈现出格局动态性、样态过渡性、群体异质性、诉求多元性、城乡文化冲突等阶段性特征,给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当前的社会治理与城镇化发展还存在行政架构尚不能适应社会管理需要、二元管理体制严重影响社会治理成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没有真正形成、利益矛盾调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城乡文化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从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利益诉求、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与创新。     

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状、作用和对策研究——基于湖南岳阳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之视角

要切实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把社会组织培育壮大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解决社会组织的"定性"问题;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加大力度转移政府职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解决社会组织"定位"问题;切实治理和优化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环境,增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服务能力,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型"问题;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益经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向"问题。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合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分析

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利益体,各主体间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因此,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演化博弈论的思维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设置相关的博弈参数,具体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在演化博弈结构下的关键环节与策略选择,进而可以寻求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以有线电视模转数的公共服务为例

公共服务市场化适应了社会需求,促进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重塑了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但由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性”与市场的“私利性”矛盾,市场化过程亦充满了各种诉求与利益的冲突,包括政府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公众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以及政府诉求与公众利益的冲突.应通过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基本的公共需求、加强对市场的规制,确保公共服务的规范运作以及引导市场主体和公众正确认识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来协调利益冲突.     

利益博弈时代的制度化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利益表达和博弈已经是一种客观现实,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由贫富差异而导致的权力与利益失衡,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社会缺乏对权力约制和利益协调的法律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发展,有规则的利益博弈是促进和谐利益关系的保证。利益博弈的规则化,实际上就是利益均衡的制度化选择过程。无论利益表达与博弈,还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都必须以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为基本前提。     

通过利益相互制衡来构建利益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它需要从多方面来努力,其中实现社会的利益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本文认为,建立起一个长效的、根本性的利益平衡机制,才是实现社会利益和谐的根本途径.即根据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不同利益阶层的现实,鼓励各阶层发展自己的利益诉求组织,同时从政策、法律等方面着手建立起多种不同社会阶层公平进行利益博弈的平台,用利益制衡利益.     

社会协同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博弈评价与优化对策

社会协同治理范式中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活动强调的是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与竞争、共享与共治。这种互动的过程对于利益相对独立的各治理主体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通过博弈的思维搭建起社会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模型,具体分析在静态和动态的博弈过程中,社会组织的成本—收益趋向及其策略选择,进而寻求阻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社会组织培育:必然、应然与实然

为应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与社会组织承担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政府与社会借鉴企业孵化理念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培育之路。然而,现实是社会组织培育受到政府责任转移与资源转移不配套、承接培育功能的组织发育不足、培育过程重量轻质和忽视类型特色培育等困境制约。因此,社会组织培育在未来发展中应以行医为主、坐诊为辅,在客观分析培育的成与败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改良适宜社会组织发展所赖以生存的土壤。     

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与非暴力表达之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思考

当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表明我国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已进入高危时期，现在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够应对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必须设置相关的法律程序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才能满足日趋多元和开放的利益诉求。因此，厘清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阐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常态性，进而界定非暴力表达方式的合法性，便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更为有效和现实的一种选择。     

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与机制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时期的社会整合战略,它为党的社会整合提供了方向和路径,也为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整合能力指明了着力点。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必须以利益分化为出发点,以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为归宿,建构起以利益整合为核心、以制度整合为保障、以价值整合为基础、以组织整合为依托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机制,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实现对当代中国利益分化社会的有效整合。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以中国为背景的经济-政治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并生成了市民社会,它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基础.要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更需要大力扶持和培育强大的市民社会,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和自律能力,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育仍然需要国家的适度推进,要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平衡关系,这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诉求.     

现阶段我国劳资矛盾的类型、趋势及对策

现阶段我国劳资矛盾较为突出,基于矛盾的成因可以将劳资矛盾分为工资拖欠抗争型、薪酬福利不满型、工伤争议型、辞职辞退博弈型及社会保障薄弱型五大类别。基于我国的制度、经济、人口等因素综合判断,未来劳资矛盾发生频率将呈"倒U"型态势,矛盾的集体化、组织化程度将会逐步增强,但矛盾的尖锐程度会趋于弱化,矛盾主体日益多样化且诉求领域将进一步拓展,经济新常态还将会催生新的劳资矛盾增长点。因此,需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环境、发展阶段和制度、文化特点,将劳资矛盾化解引入法治化轨道,疏通企业内外诉求表达渠道,完善劳资集体协商制度,明确政府在劳资关系协调中的角色定位,发挥相关社会组织的功能,构建"劳方——社会组织——资方"新型关系链,从而探索新形势下劳资矛盾预防和化解的有效路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