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知识”是怎样“无力”的——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问题的考察

中国现代化之路与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现代“知识”密切相关。农村的“知识”既是传播到农村的现代科学知识,也是关于农村的历史实践和想象建构。本文从当下的热点问题“知识无力感”出发,从历史、文学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与农村“知识”的关系。从现代“知识”的启蒙的边缘辐射,到田园牧歌的“乡愁”想象和激进现代性的“革命”建构,再到当下“后革命”的历史叙述,农村“知识”在历史实践和文化想象上逐渐“无力”。今天我们仍需要在历史总体视野上看待农村的“知识”问题。作为可能召唤“阶级意识”的农村历史经验和现实体验,才是最应该珍视的农村“知识”,是“有力”起来的最大可能。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

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从马克思、恩格斯评《济金根》看戏剧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信中说:“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恩格斯这段话,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创作包括历史剧在内的戏剧,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悲剧结局”

“四人帮”给革命文艺所设置的种种关卡中,有一种叫做“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牺牲”。江青公然胡说描写英雄人物的牺牲,就是“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从这个荒谬的命题出发,他们给我国许多反映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扣上渲染战争恐怖、颂扬革命苦难等大帽子,并为“文艺黑线”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根据。在“四人帮”主宰文坛期间,这个谬论被奉为文艺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写英雄人物的牺牲,写他们的“悲剧结局”成了一大禁区。在这种谬论影响下,不少作品表面上轰轰烈     

进化史观视角下的“旧社会”叙事——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若干女作家的创作为视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叙事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承载了隐喻式的历史想象。作品借助此类叙事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完成了“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其间,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叙事同中有异。她们或通过个人回忆的方式书写“复线的历史”,以幽微的怀旧情绪疏离了进化史观的线性逻辑;或偏爱用日常生活反映社会进步,在国族想象中有限度地保留了个人话语;或在痛诉阶级苦难的同时关注个体尊严、女性困境,触及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其所展露的观念意识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折映了进化论在本土语境中衍生出的复杂内涵。女作家笔下“旧社会”叙事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妇女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暴力"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我方"实施的"暴力"被赋予了正义的、合法的权力;"敌方"实施的暴力则是罪恶的、非人道的。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中,"暴力"是革命群众合理地发泄愤怒的方式。"十七年"革命题材小说中,人道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作为"潜话语"存在着,作家如不触及这一问题,他对战争的描写就只能停留于革命的胜败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不能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性的力量。     

“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将被压抑的现实恢复到文本层面”——弗·詹姆逊的“讽喻现实主义”探析

《政治无意识》将“生产方式或结构的整体性”改造成“叙述的整体性”,其中包括了“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三个文本意义同心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讽喻性的,“政治的讽喻”、“讽喻的命题”分别连接了“政治的”与“社会的”、“社会的”与“历史的”等阐释视野.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旨在将被实际政治斗争、各种意识形态遮蔽和压抑的“现实”通过层层讽喻,最终导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从叙述材料到马克思主义“主导叙述”的“讽喻的操作”过程构成“讽喻现实主义”,并据此对巴尔扎克小说提出新解读.     

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战争小说——评《中国战争小说史论》

陈颖先生的近著<中国战争小说史论>以立体多维的大文化学术视野对中国古今战争小说进行现照,在历史、文化、审美的框架中建构起一个具有极大涵盖性、整合性和统撮力的战争文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是在时文学作品细致阅读和时文学史史实静现默察基础上,以现代理性为理论基础和价值核心的,它不仅从历时性的角度对中国战争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更从文化学的视角现照中国战争小说,这种追求历史史实、文化内涵、审芙逻辑和人性探索高度统一的大文化视野,对于当今学术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历史与叙述”研讨会在粤召开

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韶关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历史与叙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学术研讨会” ,于 2 0 0 4年 1 2月 2 5日至 2 8日在广州和韶关举行 ,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阐释体系的嬗变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研讨。关于“文学史的反思与构想” ,与会专家认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虽然很繁荣 ,数量可观 ,但真正具有学术性、原创性 ,能经受历史检验的著作不多 ,应当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学理反…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双十节”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即使屈服日本的汪伪政权,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汪伪不仅每逢“双十节”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活动,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一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