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小说的荒诞意识

卡夫卡小说的象征意象和象征叙事带有复义性,具有无限解读的意义空间.卡夫卡的小说经常用小人物的荒诞生存处境引起读者对现实世界进行反观自照,审视现实世界中的荒诞意识和悲剧性存在.在精神上展示出现代人与世界分离后,潜意识中的恐惧感、灾难感和孤独感,展示出人在异己世界中孤独处境的生存真相.在幻象与真相的悖谬逻辑中,预言着世界的荒诞性存在,并由此避开事物表面的真实性而直达世界的荒诞内核.     

意象因袭与中国古代怀古文学主题

意象因袭是与中国古代文学怀古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和民族文学特征。意象因袭使抒情文学在题材、表现模式、情韵格调等方面都表现出崇古复古的倾向 ,中国文学史上“拟古”作品的大量出现和“复古”文艺思潮的屡次兴起便是一个明证。而复古的价值取向又诱使文学表现上自觉不自觉地拟古复古 ,并开始超越抒情文学领域而向叙事文学浸染。怀古主题所建构的创作与接受心理 ,伴随着小说的发展成熟 ,已多方面体现在小说创作上。     

“非确定性”理论的适用性——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实践探讨

卡夫卡的小说当中充满了相互交织的多重矛盾.对于这些作品,批评家在发表评论时,大多只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入手,进行特定视角的研究,而缺乏对文本整体、全面的把握.希利斯·米勒关于文本"非确定性"的理论则突破了这一界限,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可能性.     

《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回眸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理论研究是从小说美学研究起步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小说理论更多地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小说理论。西方叙事学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建构。然而,中国小说理论建设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从经典叙事学转向之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模式,而是在对小说美学和叙事学的兼收并蓄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走着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路子。     

文革叙述与风格实验——论北岛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

诗人北岛(1949-)在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曾有小说创作,作品多先刊载于地下刊物<今天>,而后发表于正式发行的刊物,1986年结集为<归来的陌生人>.本文以<归来的陌生人>为研究对象,由文革叙述与风格实验两方面切入,探讨北岛小说的主题意识和表现形式:透过文革小说的解读,窥探其创作心境的变化,并藉由文字技巧的析论,归纳其文风语言的特色.北岛的小说创作,与其同期诗歌的风格相近,都属于<今天>时期的精神产物,当<今天>代表的对抗意识和文学倾向,逐渐被官方媒体接受后,地下文学开始浮出地表,渗入主流文学中,并对1980年代后的文学产生潜在影响.     

论汤一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在汤一介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都关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如果说1949年前汤先生自主奉行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奉行的是"两个对子"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过去的不成熟和错误,自主而自觉地而且是大胆而坚定地提出并践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以西释中"方法等,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构建以及中国哲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福柯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理论的影响

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对福柯进行广泛介绍和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一位当代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代表性的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家,他对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蓬勃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传播史已经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深广性。电影传播史也正在进一步整合电影学和传播学的成果,从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学术传统走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传播史(1905-2005)研究中国电影诞生以来迄今100年的传播历史。从历时性分析,中国电影传播经过了1905-1949年间以上海影院为中心的区域传播阶段、1949-1979年间以城乡放映为中心的国内传播阶段以及1979-2004年间以影院放映/音像制品/电影频道/网络视频/各类影展为中心的整合传播阶段;三大历史阶段里的中国电影在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各有具体的特征并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从共时性分析,100年来的中国电影传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新

197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已经确定为1840-1949,现代化史成为与革命史同样重要的研究主题,研究内容上发展出时期史、阶段史和年代史,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正迎来更大的突破.     

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1949-1979

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繁荣面貌,不仅研究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时代及学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香港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与世界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海外传播,以及海外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重要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完整认识,离不开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探讨。     

一个并未真正解决好的问题——也谈近代小说理论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小说与社会的关系,是近代小说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这方面著述颇多,而观点不外乎两种: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片面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完全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观点;二是以黄人、徐念慈为代表的,认为小说既反映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的观点。那么,在近代后者是否彻底纠正了前者的偏颇,从而使正确的观点完全占了上风?学术界历来倾向于肯定的回答。如,刘柏青在《晚清的小说理论》一文中说:1908年以前“梁的观点一直成为统治的观点。到1908年《小说林》问世,东海觉我、黄摩西等人才对梁的观点作了有力修正。”(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小说卷)裴效维在《近代小说理论的勃兴与价值》一文中认为:“从理论角度看,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然而,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缺陷,也很快得到了其他理论家的纠正”,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见《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对此,我以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提出质疑如下:     

“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

白先勇与陈若曦是当代汉语小说写作的重要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展现了至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与日常生活画面.不管是白先勇还是陈若曦,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与国民党最后迁徙台湾的1949年在其小说叙述中都是一个重要时刻.只不过,在白先勇的叙述中,1949年以后,依然是民国风月,而在陈若曦的小说中,已不免换了人间,对于同一历史时间不同的叙述法构成了白先勇与陈若曦小说对照中最为触目的一道景观,两位小说家也以此建构了各自"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的文学史形象.     

结构主义精神与中国先锋小说

结构主义精神与中国先锋小说降红燕结构主义文论与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创作有明显的暗合关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八十年代后期，我国许多评论者都对先锋小说创作作出过评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总是发展得很快。在西方，八十年代欧美文学理论就出现了一次普遍的回归，社会...     

当代中国古代小说流派研究评析

古代小说研究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隶属于古代小说研究系列的小说流派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路径。1949—1976年期间小说流派的研究,明显地隶属于小说史的研究,专门关注小说流派的研究几近空白;1977年至今,这一时期学术领域异常活跃,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蔚然成风,小说史研究空前繁荣,小说流派研究也渐成气候并自成体系。     

简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唐前小说的地位一直是"小道"、"末流".唐后,地位开始有所转变,但始终未能登大难之堂.之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小说的阅读层开始扩大,又因口头文学承传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帮助作用,它的地位也得到认可.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和屈辱的历史地位使知识者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于是近代意义上"新民"、"救国"的小说观念开始产生,几经曲折后,发展为"启蒙"、与"反封建",小说观念逐步成熟起来.新文化运动后,在李涵秋、鲁迅等小说家推动下完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     

“半窗寒烛,冷落荒斋”——解读卡夫卡与蒲松龄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其创作中的种种变形意象阐释了人的生存如一只红脚鼹鼠般孤独,只能局限在它的狭隘而又黑暗的地洞中;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高峰,其笔下的人鬼狐妖有孤苦,亦有悲愤。二人在自我的“冷落荒斋”借著书立说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苦闷,展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热切关怀。作为个体,他们是踽踽独行的孤独者;放大到集体,它们是浮生社会的殉难者;“半窗寒烛”,他们都是力透纸背,企图超越极限的艺术家。透过卡夫卡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亦真亦假的虚悬世界。     

新都市小说中“经济人”形象特征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都市小说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形象即"经济人"形象,这一形象具有如下特征:自觉服膺经济理性主义;鲜明的经济个人主义特征;冒险进取的英雄主义气质;浓郁的世俗情怀和强烈的物质主义。"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更新了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既具现实意义,又富文学意义。既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写真,又使得中国新都市小说的生存获得了合法性,"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新都市小说开始真诚地书写充满生命质感的都市社会和火热腾跃的现实人生。     

阎连科与卡夫卡权力书写比较分析 ——以《日光流年》与《城堡》为例

阎连科与卡夫卡在权力书写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指向权力和生存,权力的隐性运作通过写作呈现给公众.这并非偶然,而是与两位作家所接受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在卡夫卡的《城堡》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权力息息相关.通过人的外显可以在小说中寻得内隐的权力.结合福柯的权力理论,探寻卡夫卡与阎连科展开权力书写的艺术手法、权力在中西文化语境下的形态内涵、人性在权力场中的异化表现,以此呈现卡夫卡与阎连科对人类生存的关照与反思.     

从《变形记》看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

《变形记》是现当代文学的一块重要基石,篇幅不长而意味无穷。它通过人变为甲虫后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主人公丧失说话和与人交往的能力后内心的体验,表现了异化的主题。试从作家的经历、异化的主题、异化的表现手法几个方面探讨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并分析其对现实社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