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的表象与灾害民族志

灾害即便完全是自然灾害也会由于其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使其表象呈现出复杂的样态,自然也使得社会科学难以对其作出相应的概念界定。自然灾造害所成的物理条件及化学条件的改变,又会在其他时候引发另外的灾害,如火山与泥石流、地震与泥石流。这又使得灾害在双重属性之外,又拥有了具有自然属性以及社会属性的重层结构。毫无疑问,灾害概念及表象因而更为复杂化。因此,首先需要对充满复杂性及多元性的灾难的表象进行重新梳理,寻找灾难民族志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方能完成灾难民族志的写作。     

民族志方法与课程研究

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走进课程研究领域后,使课程研究在质性研究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民族志方法给课程研究带来了转向,即研究方法取向的转向、研究主体的转向和伦理方向的转向。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实物收集法和情境分析法等是民族志方法在课程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对艺术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在作为方法的艺术民族志研究实践中,“整体观”原则对帮助转换既有的知识传统中以孤立地谈论艺术品来解决“艺术”问题的倾向、模式,以及对“艺术”认知的“祛魅”,具有基础性意义;对“观察—体验”的实践理念的标举,正面回应了“体验”在民族志实践中的长期蛰伏状态;以“当下”地“共域在场”为具体操持方案,强调研究者对“场域”结构关系保持自觉并调动自身“在场”的能动性,机动地采取有目的的行为从调查现场获致所需信息。适应于实践的具体情况,艺术民族志书写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写作。     

巨灾下乡村基层领导力研究

研究领导力问题应当与具体的外部情景和组织环境相结合。通过分析四川省绵阳市9个受灾县238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或乡镇长)的访谈资料发现,由于存在巨灾情景和乡镇制度环境双重因素的挑战,乡村基层对汶川地震应急响应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村基层干部的领导力;构建了包括感知能力、动员能力、执行能力、决策能力在内的乡村基层应对巨灾的领导力模型,提出加强乡村基层领导力建设是中国广大乡村,特别是中西部乡村地区,巨灾应急准备的一项重要措施。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论灾害伦理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灾害是人类无从避免而又必须面对的突发现象。它使人类诸多道德矛盾在瞬间交织爆发，也因而成为进行伦理学研究的最佳场域。灾害伦理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有：灾害成因的伦理解释；灾害降临的伦理应对；灾害救助的伦理维度；灾害抚慰的伦理实施等。     

历史民族志及其汉语书写实践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确立也需要首先确定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原则。历史民族志的交叉性要求它要同时借鉴两个母学科的优长，但其书写需要采取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在表达技巧方面，古老史学的生动描述传统则可以提供借鉴。     

田村“花儿”：一项基于民族志方法的歌谣研究

指出民族志方法下的歌谣研究相较于歌谣本体而言,它更注重的是那些歌唱的人,和这些歌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分析认为,田村是＂花儿＂的生存空间,＂花儿＂是田村人的生活之歌。在田村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态背景下,＂花儿＂作为一个载体,负载着田村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历史民族志的另一种解读方法

历史民族志是一种文本文献 ,所提供的信息是立体的 ,而不仅仅包括文字所传递的内容。从纵向上看 ,历代民族志构成了一部民族知识史 ,体现了历代在这方面的认识与发展过程 ,同时还被深深地打上了作者本人的烙印。     

析灾难事件中电视的传播力——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信息传播是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是其他一切功能的基础。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能够产生强大的传播力，使大众传媒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救援力量。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为例，将人们熟知的信息传播的基本信条对象化，具体分析了电视灾难报道的成功经验，即及时准确的信息响应、全面客观的传播立场、全局视野中的立体报道模式以及导向明确的注意力管理，以期为今后的灾难报道提供借鉴。     

严重自然灾难地景区游客流失原因和旅游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后四川旅游为例

严重自然灾难发生后,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人们对到灾难发生地旅游产生犹豫,影响了旅游意愿和旅游决策。弄清游客流失原因与旅游意愿之间的关系对于灾后赢回游客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研究缺乏对二者关系的实证检验。笔者以汶川地震后四川旅游为例,通过结构方程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灾难时刻，文学人类学在场——评《灾难与人文关怀》

《灾难与人文关怀》一书以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为依托,展现了对汶川地震的人类学考察和民族志书写,在关于汶川地震的出版物中,具有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价值。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探析——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是民族学研究最主要方法,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最基本的途径。本文以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为例,来阐述民族学实地调查法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     

汶川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研究回顾与建议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几年了,在灾后住房及生计重建的同时,心理重建和文化重建也逐步深化。关于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服务实践成果显著,相关的研究也日渐丰富起来。本文选取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地震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专业论文,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主题性总结与分析,并集中梳理了地震灾后青少年心理的基本特征、影响因素、理论框架以及介入视角等四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在对现有研究所存在问题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研究应该转变研究理念,创新研究范式,整合研究框架,并注重比较性研究。     

灾害背后的政治 ——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危害极度放大,形成无岁不告灾伤、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     

主持人缺位下的一次成功的综述报道——基于对央视“四川汶川地震82小时纪实”的思考

在央视2008年播放的“四川汶川地震82小时纪实”的综述报道中,有大约5分钟的时间主持人缺位,这不仅没有丝毫影响到播报效果,反而带给人们更多的感动与震撼,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对主题元素的逐层强化。     

“5.12”汶川地震后抗逆力的个案研究——来自精神分析视角

“5.12”汶川大地震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灾区人民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逆力。通过田野观察、咨询记录文本分析，对灾区两个个案在地震前后的抗逆力表现的进行研究，并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抗逆力的内涵进行阐释，得出以下结论:在个体生命早期提供“足够好的抱持性养育环境”有利于抗逆力的形成；心理干预有效途径在于对抗逆力恢复和养成。     

藏彝走廊的自然灾害与灾难应对本土 实践的人类学考察

藏彝走廊是一个生态多样、文化多元,同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民族地区。从灾难的社会属性出发,文章通过考察该地区的自然灾害和灾难应对的本土实践,分析了一些特定的自然灾害作为当地环境系统中的一种常态性特征是如何历史性和结构性地融人人们生活世界的经验图景之中的,并探讨了当地各民族如何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中如何应对具体的自然灾害风险场景。从而指出,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并非只是关注灾害现象和灾难应对本身,更是要理解人们的生活世界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挑战和机遇。     

城市地震灾害风险损失评价研究综述

城市地震灾害风险损失评价研究是近年来城市灾害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城市地震灾害风险评价和城市地震灾害损失评估两个方面.以此为主线,对国内外有关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针对这一研究领域内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若干后续的研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