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说明文的文学性

说明文的特征主要是描述的客观性和说明的准确性。说明文的教学应抓住其文体的基本特征,这是为大家所公认的。但是,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语文教学的实际需要看,说明文的文学性也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 必须承认说明文的文学性 说明文是一种非文学体裁,非文学体裁是否具备文学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为了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从纯文学”的角度看问题,或从狭义的文学性的定义出发,住住认为非文学体裁不具备文学性;也有人为了精细地划分各类文体,不主张提非文学体裁的文学性,认为提了会导致文章体裁界限的混淆,使初学者难以区分,为写作教学带来麻烦。由于构成各种文体的语体之间存在着交叉现象,所以,就很难排除非文学体裁中具     

文学性与政治性

文学性主要应该以文学文本的价值分析和层次定位为主,以个体性的体现程度为基点,所以与以人为本的政治具有相通之处.因而,在现实的创作和研究中关注并强调人的问题,关注和强调作家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既可以使得文学性得以突出,也可以使得政治性得到重视.     

对“文学性”与“绘画性”的探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例

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文学性"对绘画的创作与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的"文学性"与基于技术、材料、形式,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等范畴的"绘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作为门类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最大差异,而且是绘画借助"文学性"这一文学表达模式的优势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手段。该文从文学与绘画的潜在关系入手,从"文学性"向绘画领域的蔓延,科学认识"文学性"和"绘画性"这两个"种差"对于界定文学与绘画本质的意义,"文学性"与"绘画性"在中外绘画史上的相互博弈现象,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融两者之长的探索价值以及对当下绘画创作的启示诸方面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     

论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逻辑基点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是整个公民意识教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民意识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和历史的,据此,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着重强化的公民意识教育的逻辑基点可表述为：以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为核心,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意识为基本内容,同时,公共意识、规则意识乃至全球意识也是当下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应当强化的重要内容。     

文学性:未竟的阐释

文学性是定义文学的尺度,从理论上看,对文学性的理解有两大类:本质主义的与非本质主义的。在反本质主义的背景下,须对文学的谱系心中有数: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殖民现代性、文学体制化息息相关,何谓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也与王国维等人的援西入中不可分割。现代文学沿着现代性的不同路径进行博弈,艺术自律历经坎坷。文学性应置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定位,这种共时结构中的暂时共识依然有其约束力,但生生不息的历史意味着它始终是一项无以完成的阐释。     

论"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

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性的内涵准确地说并不是文学独特的表达形式,而是文学独特而有“灵性”的表达形式,也即“成为内容”而且也“意味着审美对象”的形式。只有它才是文学性的真正内涵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讲,文学研究只有“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触及文学的内核,抵达文学的本体;既呵护文学的灵性,也揭示出文学的内部规律;既防止纯粹的外在研究规避文学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也防止纯粹的形式批评有意无意地宰割文学的灵性,真正做到把形式的分析与意义的引领有机地结合起来。     

世界文学视角下莫言作品文学性的传递

莫言作品入选《诺顿世界文学选》,跻身世界文学。然而，学界过于强调经济、政治、诺奖的象征资本等外在因素，忽视莫言作品的内在文学价值。从莫言作品的文学性本土化过程及文学性的英译两个层面进行研究，探讨了莫言作品的世界文学之旅。从作者角度，莫言借鉴外国文学写作手法和叙事风格，同时扎根中国乡土，其作品具有特殊文学意义。从译者角度，葛浩文不仅注重文学性的传递，而且通过增加文学元素，如增加韵律、意象、隐喻等，提高译文审美价值。中国文学能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涉及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过程，受作者和译者主体作用的共同影响，其中文学性的准确传递是决定性因素。     

文学性与关怀意识：生态批评的旨趣

生存环境的凸显,使其不断在文学中居于显要位置。于是,文学与环境（处所）、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为主要目的的生态批评,伴随着环境恶化的加剧以及自身所具有的跨学科气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勃兴。该批评倡导人的环境意识、地方感以及伦理关怀,主张把文学置入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开掘文学与环境的全部意义,它是文学在当代的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新范式,整体性、系统论和生态智慧是它的显著特点,它可为以文学性为主导观念的传统批评注入新气象。重视文学在生态文本性、环境公正和公民道德上的作为则是生态批判的时代责任与时代使命。     

漫谈“底层文学”——兼及文学潮流中的“命名热”和道德立场

"命名热"的延续与道德化立场是否会伤害其文学性,是当前底层文学引发的争议。其实这并不具有本质性意义,关键问题在于其在特殊文化语境出现时所附着的复杂问题状况,以及作家通过创作实现道德担当的同时更要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本质。     

关于“公民意识”的几个基本问题

公民意识问题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进程中尤为重要,考察公民意识问题至少应该从公民意识的含义、形成、内容、特点以及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公民意识的形成应该从经济形态、国家性质、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等几个方面探索,公民意识的内涵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公民意识的特点表现为个体性、社会性、时代性、历史性等,公民意识对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公民自身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作为“主题道具”的花坛——《邱园记事》解析

《邱园记事》中开创的是多组人物形象的意识流文本创作方式。小说借助"邱园花坛"来组合、叠合多个人物组合的意识流,在这里,"邱园花坛"就是伍尔夫用来组织意识流的"主题道具",她依靠这一道具,向读者展示了邱园里男男女女的内心意识,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主题逻辑。本文通过对《邱园记事》中"主题道具"现象剖析,对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做了一个文学性反思,以反拨当前伍尔夫研究、现代派文学研究中一味重视文化意味而非文学意味的探寻现象。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的"天命"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作出文学性解释时实际呈现出模式化特征,历史＂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的解释模式。历史＂天命＂思想在创作中将历史发展的＂已然性＂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对历史发展结果的无条件认同,在很多时候,它以佛教的＂因果循环＂形式出现。将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结局的主动权完全交给那些拥有＂天命＂的帝王将相,或者反过来,赋予这些历史活动中的帝王将相以＂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种奴性和政治冷漠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突破了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为中国历史小说类型的发展保存了一脉宝贵的精神财富。     

村民自治与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性条件。传统社会我国农民臣民意识浓厚而公民意识缺失。为了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宪政载体作用。村民自治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制度平台和实践基石。优化村民自治,促进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不仅要创新自治制度,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要实现村—社联动,提供平台保障;更应落实村务公开,提供监督保障。     

文学翻译中陌生化的连贯重构与文学性的传承

文学作品的诗学价值是由其文学性来决定的。文学性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而文学性是由语言形式陌生化的策略性选择来实现的。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传承就意味着对陌生化语言形式的传承。陌生化语言形式的识别与连贯重构是原作文学性传承和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村民自治与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性条件。传统社会我国农民臣民意识浓厚而公民意识缺失。为了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宪政载体作用。村民自治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制度平台和实践基石。优化村民自治,促进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不仅要创新自治制度,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要实现村—社联动,提供平台保障;更应落实村务公开,提供监督保障。     

“感性活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及其存在论意义——马克思哲学一个特质的表达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近代哲学拘泥于意识内在性这个哲学存在论原则,并没有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新的解答,从而实现了哲学存在论上的变革。感性活动作为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彰显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自律,而且还使人筹划自己生存意义的可能落于现实。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辨正

公民是民主国家中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公民意识是公民自身对其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以使公民获得对社会主义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公民意识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是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理念,中心任务是培养公共理性,宏观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