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边缘人——福柯及其后现代史学

本文通过分析福柯对理性的反叛、对传统历史叙述方法的改变以及对传统历史观中历史连续性问题的否定 ,阐述了站在历史边缘的福柯 ,如何用他的后现代史观对传统史学进行强烈冲击 ,并对现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     

史学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刍议——“易中天现象”的史学解构

兰克新史学标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社会的历史。科学与理性成为新史学专业建设的指南。对社会史的重视结束了"帝王家谱"的话语霸权,纵横结合的社会史为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新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过份强调,与"史学本质里"的文学元素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后现代史学因运而生。"易中天现象"既是新史学社会史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史学文学性要求的必然表现,其大众化趋势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必然。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它的引入不但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还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一本重要的历史专著评肯龙迪:《强权的崛起和落后》

1943年,当欧洲国家在东部战线的坦克之战中一败涂地时,欧洲的史学传统也随之崩溃。这种传统曾经把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作为史学的中心。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灾难才使这种研究方法告终。战后,欧洲各学校的历史课程主要是讲授社会史和经济史,旧史学所研究的重点已转向美国,因为美国继承了欧洲的权势、欧洲的许多谋略和理想。这本受到兰克(J.Ranke)的启发而撰写的杰出著作,其研究范围和主题上都是第一流的。此外,这本著作竟然出自移居美国,现在     

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民族精神--兼谈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研究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认识传统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是从深层次上理解传统史学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内涵：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的珍宝。我们应当从时代高度重视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把社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时代思潮、哲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经、子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思考21世纪史学发展的问题。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路径

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甚为发达,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但在清末民初时,由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史学革命,对政治史提出了挑战,但对政治史研究的本质并没有很大改变,它仍然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机械描述,从而让人们无法领悟到中国政治运作的那种诡谲以及其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政治史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史式微,而社会史则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俨然成为了一种史学范式,但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好像为自身规定了一条准则——摆脱政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忘记了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史不但有能力去研究政治史,而且相信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     

研究上的自觉意识与史学的创新

８０年代以来,尤其是“史学危机”的呼声发出之后,当代中国史学真正走上了创新求变之路。随着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大量译介,同时,也顺应着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时至今日,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无论其在研究中是否运用,但都接受、认同或熟悉了“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式。中国史学界已自觉地与国际史学界进行对话、保持同步,力求汇人世界史学的发展潮流之中。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但恐怕不能否认,“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带动当前史学变革创新的主要力量。尽管学者们仍就何为“社会史”而争论不休,但它已经为整个史学界带来了…     

日本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去年,有关史学史论著的出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推动了历史研究向新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一新方向,主要是指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兴起,以及对历史研究中的从属理论或由此而产生的世界体系论的探讨。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     

略论我国历史学功能的嬗变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这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广为关注和认真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有人感到史学传统的社会功能已出现了危机,有人主张,史学研究应有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之区别……。本文试图就我国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演变历程,作一粗浅的探析。所谓史学的社会功能,顾名思义,它是指史学固有的一种服务于社会现实的本能。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永恒的,它随着历史学本身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历史上,对于史学     

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范式的演变与论争

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都受到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启示,两种范式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妇女史发展经历了"受害史"、"英雄史"、"分离领域"、"多元与差异"四个阶段,演变成社会性别史。但是双方在概念理解、理论方法、政治目的以及研究范围上迥异。研究社会性别史,不仅可以开阔理论视野、拓宽史学领域、发掘新的史料、提出新的观点;而且其开放性的特色,必将对传统史学全面渗透和改造,即与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进行平等的对话。     

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及相关问题浅析

本文对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性格是史学经世功能产生的根源。阻碍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障碍不是因为史学具有经世功能，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今后仍将得以发展     

两种文化反叛和两种经济反叛

:2 0世纪初 ,东西文化都在某些方面反叛了自己的传统与同时向对方反叛的传统靠拢。在两种文化反叛的同时 ,2 0世纪又出现了两种经济反叛 ,这种经济反叛与文化反叛相似。文化反叛与经济反叛的出现说明世界发展的趋势———文化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对此 ,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法国近代早期地方赋税体制研究综述

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对近代早期法国赋税问题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国家和制度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财政史和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共同推进下,近代早期赋税体制及其实践成为西方学者尤为关注的研究主题。     

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社会史研究的是社会的历史,它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一样,都是通史的组成部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也同样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范畴。不过,社会史既然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状况(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及其发展的一门学科,那么它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有一些本学科具体的要求和特点。本文主要以中国近代社会史为例,简谈几个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问题。     

旧史学、新史学与史学的更新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对史学传统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如何估价和对待旧史学与新史学的传统成为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旧史学对新史学的影响切入，揭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突破及发展进程中的误区，略陈在新时期对待史学传统的心态问题，以求有补于史学的更新，一、旧史学传统的优劣并存旧史学是相对于近代梁启超等人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史学而言的．它格守着近代以前的治史方法和价值观念，散发着与新史学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息，故一般也称传统史学．不过对“传统史学”的界定，学术界曾出现分歧．…     

社会史学的进程与走向

在当代历史科学的百花园里,社会史学独秀一枝,成为最光彩照人的花卉。从1929年始,社会史学在西方就日渐发展为历史学的一个“新方向”;而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热潮。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学由“灰姑娘”变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皇后”。历史学领域内这一历史性变动不仅促使我们去积极开拓“社会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诱使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去探视这一史学“新方向”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趋向。自然,对于社会史学历程的科学审视,将给予我们开展社会史研究以更多的理性力量。     

博学传统与史学创新

博学传统是历史学科基本特点的体现，是历史通识的要求；从知识论上说，是一个时代知识多样性对史学家的要求。历史学的博学传统是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特点直接影响史学博学传统的形成与变化，而博学传统促进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到了近代史学博学特点与史学近代化相联系，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得历史学的博学传统带上时代的特色。注意博学传统，创新史学是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