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現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現象,也是一个迷惑了不少人的社会現象。弗蘭克林·罗斯福1933年初就任美国总統后,立即在全国发动了一个“重建运动”,或称“新政”。 在对外政策上,罗斯福在美国执行了十六年“鸵鳥政策”之后不得不承認了苏联;宣布了对拉丁美洲的“睦鄰政策”,在“中立”和資产阶級和平主义的伪裝下推行慕尼     

是最毒辣的敌人,还是共同抗日的盟友?——试论珍珠港事件以后至抗战胜利前夕的中美关系

<正> 二次大战中的中美关系是一个饶有兴趣而又颇为严肃的课题。有人说,在抗日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是最阴险最毒辣的敌人。”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写道:“1942年以后,美国以‘援华’的名义,较多地给予国民党政府以贷款租借物资和训练军事人员的帮助……伸展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还有的同志认为,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是罗斯福政府在珍珠港事变后对华基本方针的继续和具体化。”我以为这些观点对战时中美关系的评述是不当的,需要“从头开始研究”。     

来稿摘登

郝贵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文章《“门户开放”政策刍议》中写道:‘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于1899年9月向当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的对华政策,由于它得到了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对华政策。几十年来,在如何评价这一政策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简单来说,一种意见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象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加紧侵略中国的表现。”     

明初的以德睦邻与劝和息争

明初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以德睦邻方针,开创了外交新局面。本文分析了明初以德睦邻外交方针的主要内容并对以德睦邻及对周边国家劝和息争进行了探讨。明初以德睦邻政策的成功,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边疆安全及反击外患的胜利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的经验仍值得今人启迪与思考。     

罗斯福的新政和美国垄断资本

罗斯福“新政”研究,是美国史研究的传统课题,史界瞩目,成果颇多。然“新政”是否可以简单地视为完全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政策,拟不无探讨的余地。从对罗斯福与垄断资本的“蜜月”时期,工商界从拥护新政转向和新政的对抗,及罗斯福和大资本对抗白热化等“新政”实施历史过程的考察、分析,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     

早期门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关于门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目前史学界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自门罗宜言公布的那一天起,门罗主义就始终是美国侵略和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工具。第二种认为,门罗主义本质上是侵略性的,但在门罗宣言公布时,客观上对反对神圣同盟干涉拉丁美洲起了一定作用。第三种认为,门罗宜言除有侵略因素外,还有自卫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美国人民的愿望,并在一定时期内支持了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是同意第一种看法的。这里就谈谈我们的意见。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主主义者向西方学习的经验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主义者,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他们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象近代以往的先进中国人一样,积极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并开始了新的更进一步的探索。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就规定会员要“考究各国政治”,在秘密誓词中,明确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喊出了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先声。一九○三年五月,邹容《革命军》一书发表,他认为“‘英国之革命’、‘美国之革命’、‘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并进而明确有力地指出,要“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建立“中华共和国”。一九○五年八月,在《同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青年哲学家赵汀阳

在学术研讨会上发展过程中,随着法制的健全,守法是会计活动的根。_二二了卓’志不,工二二了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工’”‘’“—一”’“—””K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本准则。但是,法制在逐步完善的今天、要保证社会主认真领会党的方针、法规制度,做到严己奉公,以客观义市场经济稳步发展,会计道德是很重要的。否则,大实事求是的原则秉公办事,任劳任怨,忠于职守,把国青年哲学家赵汀阳     

门罗宣言的性质和作用

门罗主义是美国统治集团侵略和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工具。对于这一点,史学界有着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对门罗宣言的性质和作用,却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门罗宣言“原来本有防御性质”,“还不是带有侵略意味的”;有的认为,门罗宣言在它公布之时,对于阻止神圣同盟的武装干涉,对于帮助和维护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门罗宣言的性质怎样?它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必须从广泛的事实出发,把它放到全面的、具体的历史联系中加以考察。     

从联合国的建立看美国外交——兼论现代势力范围

联合国是当代调整国际关系,平衡国际政治力量的重要杠杆。它的源起,联合国新闻部编撰的《联合国概况》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联合国’这一名称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设想出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宣言’中第一次使用。”     

预期的，能得到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史华兹曾经说：“所有的‘不幸事件’,都只有在我们认为它不幸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成为不幸事件。”他的话,是对下面这个故事准确而精彩的总结。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应用哲学”有待扶持

《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刊载姜建强的文章说,“‘应用哲学’即‘无哲学’”。今年该刊第1期发表的程家明的文章认为,姜文把“应用哲学”视为“无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不能因为“应用哲学”在发展中存在缺点,就否定其存在的权利。“应用哲学”是站在现实生活上去把握时代精神的,而不是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单化了。它所要反对的,是对现实政策和形势的牵强图解,或把自然科学成果随便戴上哲学帽子的做法。我国的“应用哲学”尚在起步,需要的是热情的扶持和爱护,而不是把她扼杀在襁褓之中,以致于使哲学缺乏通向现实生活的中介和桥梁,造成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冷     

西奥多·罗斯福——20世纪初美国的一位“环保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１８５８—１９１９）是美国第２６任总统（１９０１年９月至１９０９年３月）。西奥多·罗斯福原为副总统,因总统麦金利（ＭｉｃＫｉｎｌｅｙ）被暗杀而于１９０１年９月接任总统职位,并于１９０５年３月当选连任。在任期内,西奥多·罗斯福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对美国人确立“环境意识”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环保”政策,对美国人环境道德观乃至总体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中国的四强地位与罗斯福的亚洲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一手将中国抬到大国地位,使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称之为盟国“四强”。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曾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震动,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具有重要影响。对罗斯福此举之意图,西方史学家曾有过种种评论。迈克尔·沙勒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亚洲战略,它“无论对战争进程或美国战后外交政策都是关系重大的”。迈克尔·沙勒的评论概括了罗斯福亚洲战略的意义,自然也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契机。     

论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荀子哲学

如果说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天人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第一个圆圈的先秦诸子哲学自然也把天人关系作为自己讨论的基本命题。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讨论荀子哲学时,有的同志认为:“当时哲学斗争的—个中心问题,就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亦即是‘天人合一’论还是‘天人相分’论的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与人关系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化了的神,还是无意志的自然,而不是‘天人合一’论与‘天人相分’论之争的问题。”有的同志则明确指出荀子反对‘天人合一”,是以“天人相分”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先秦诸子特别是荀子天人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言,我认为既不是“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也不是天是否有意志,更不是反对“天人合一”的,荀子天人观甚而至于整个哲学体系是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出发点,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性思想为核心主题,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的能动的天人合一观,他的自然观、认识论、礼乐论和人性论都是围绕以人的主体性为中介而实现天人合一这个轴心展开的。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和性质——答竺培升同志

<正> 不久前,竺培升同志发表了《王莽“王田”制的实质》和《“王田”不同“限田”》两文,与拙作《王莽改制的再评价》商榷,认为“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是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其实质是均田而不是限田。对此,我觉得仍有讨论的必要。先谈“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竺文认为,“‘王田’制是土地国有制,获田者,充其量只是这些土地的占有者,而不是所有者。”其理由是:“凡占有土地的人,对所占有的土地,能够任意地去支配它,他才具备了土地的所有权”。并认为我“一方面承认‘原则上把土地收归国有’,‘不允许自由     

论费尔巴哈抽象人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哲学观点的批判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性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费尔巴哈则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的的抽象物，”②“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③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④因此，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费尔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