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王霸观探究

中国儒家思想讲究经世致用,儒者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事迹与理论.儒者的为政观,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孟子严格区分王霸并提出尊王贱霸;荀子以"粹""杂"辨王霸之别并提出重王轻霸;王安石兼采众长形成独特的兼用王霸观.王安石论王霸与论心性密切结合,以心性辨别王霸,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体无"何以成"圣"?——王弼"圣人体无"再解

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突出了"体"与"知"的关系.文章力图探索王弼在道与无、言意象、体与知等不同方面,对圣人问题的解决;探索王弼通过"圣人体无"思想,化解中国传统中形上与形下之矛盾问题的努力;并指出王弼对问题的解决及努力,给后来思想史的发展仍带来很多问题.     

先秦黄老之学"道法"思想刍议

将"道法"思想置于国家法度建设的理论框架下,认为:黄老之学"道生法"以哲学逻辑生成的方式援法入道,通过道兼礼、法确定形名法度,并主张"道在法上"无为的法治.道法思想对汉代社会王霸杂之的治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从《左传》看晋国的文化建设

晋久霸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思想化的建设。晋思想化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化的建立和发展，二是法制化的建立和发展。而道德化和法制化的发展，体现了晋化缔造们的远见卓识，他们造就了自己，也造就了大批的优秀管理，从而,推动了晋国的发展，成就了其久霸中原的目标。     

“王霸杂用”的思维理路与历史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的基本治国方略,"王霸杂用"具有多重内涵:其一,尚德与尚力结合,引申为恩威并施、宽猛并用的"刚柔相济"之道。这一策略一方面蕴含一种中庸思维,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意指适应不同情势而"刚柔交替"的权变之道,这固然与"一治一乱"的传统社会相契合,但不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性。其二,德治与法治并举。这一主张貌似公允合理,但在实践中往往导致"以德乱法"。法家主张治国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相对于儒家的教化之道更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根本性。其三,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与"法"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法的客观性常常为人之主观性所吞噬,中国古代社会难免步入"人治"的窠臼。     

试析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从"哲学王"到政治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着重讨论了政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正义和国家正义.他认为,正义意味着被统治者的利益、一人一事原则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国家正义是一般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而能最好地体现正义及国家正义的模式,就是"哲学王".但是,正义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迫使他对"哲学王"思想进行修改,并逐步过渡到政治家治理模式.     

民本思想的来源及其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具有全民认同的影响中国统治方略达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把握传统民本思想的两重性,弃其封建性之糟粕,取其人民性之精华,进行综合创新,逐步实现由传统民本向现代民本的深刻转型。     

宁波品牌发展战略思考

实施产品品牌战略，大力提高宁波市产品知名度，参占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是振兴宁波经济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品牌战略的由来及环境分析，提出宁波实施产品品牌战略的思路、目标和步骤．     

不同版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诠释的比较

文学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史”的思维与“文”的辨识，本文以鲁迅为例，着重分析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诠释策略及内容安排的异同。     

迈向“日本式人工国家”——中曾根康弘国家战略思想评析

中曾根康弘对日本国家建设战略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日本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与认识。他把日本不能成长为战略型国家的主要原因归为美军占领下所形成的战后政治体制,并把清算这一体制和塑造日本式人工国家设定为未来政治的目标。分析这一有着深远政治影响的战略思想,揭示其内含的矛盾性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突出竞争意识 弘扬三国文化——浅论三国历史文化如何面向当代大众

三国历史是一部竞争的历史,其中关于生存竞争的谋略智慧,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开发这笔遗产,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针对世人生活竞争压力增大的实际,提出引导人们学习研究三国历史文化中的竞争思想,希望借此达到提高人们竞争能力和突破原有功利局限的效果,进而实现对整个三国历史文化的全面把握。     

法德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思想渊源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思想,具有极其丰富、深厚的理论渊源。本文拟从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两个历史阶段对这一思想渊源进行追溯和回眸。这些历史上的治国思想、治国模式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好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的重大发展——学习胡锦涛同志的“时代精神”论

从世界史上正在经历的两个百年、两个时代以及其间形成的两个时代主题、两个战略机遇期和两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体系的角度,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时代精神"论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的重大发展。     

中国古代德治的演进及实现方式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从产生到发展,从萌芽到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在理论上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演进,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推行。尽管具有不可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对封建统治者却具有约束和警示的作用,并在封建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时,客观上对于中华民族注重道德理想、形成礼仪之邦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为今天“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西北的社会变革

孙中山先生以历史伟人的宏伟气魄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关注祖国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他对西北革命运动和民族问题的关注,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进步;他以现代化手段开发大西北的构想,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当前开发西北的热潮中,我们应当重视从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中汲取养料和获得精神鼓舞。     

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重构以及思想史空间的拓展 --李锦全先生的有关思考及其启示

在过去20多年间,李锦全教授对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并通过自己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贯彻和阐发这些方法论原则,从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讨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核心在于:力求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内涵做出准确的理解,从而重构两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思想史空间做出进一步的拓展。对今天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一思路仍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