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讲武礼初探

在中国历史上,讲武礼是一项古老的传统礼仪制度。先秦时代,讲武礼已是天子、国君检阅军队与昭显国力的重要手段。至宋代,讲武礼最初依然发挥着炫耀国威、激励军功的作用,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不断推行,军事与武力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受到压制,国家的尚武精神日渐消退,讲武礼遂走向形式化和边缘化。讲武礼在宋神宗朝纵然有过短暂的复兴与变化,表达了当政者的强国、强军意愿,但最终因朝政的紊乱而在王朝的礼制和政治中完全消失。     

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礼”心理结构的理论探讨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礼＂包括礼心和礼行。按照心理学界公认的将心理三分的观点,＂礼＂的心理结构可划分为礼知、礼情、礼行为意向三个维度。其中礼知包括对＂礼＂的基本认知和对他人和自己的＂礼＂状况的认知;礼情包括积极的礼情和消极的礼情。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宋代矜贷制度浅析

通过对宋代矜贷案例中犯罪种类、矜贷原因、免减程度等情况的考察,归纳、阐释了宋代皇帝矜贷时所遵循的重伦理、重德义、重军功、重身份、疑罪从轻的五大原则,认为宋代矜贷体现了皇帝的好生之德,有积极意义。但是经常法外开恩,既有失法律的公正,也易滋生不良社会风气。     

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礼者，所以便事也——商鞅以“法”入“礼”之礼论观探析

商鞅作为早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对“周礼”的态度秉持“更化”而非完全的“拒斥”。基于法家的功利认知,商鞅提出“礼者,所以便事”的基本原则。进而主张以“刑无等级”取代“刑不上大夫”,用军功爵制替代周礼基于宗法血缘的分封制,推崇耕战而斥责诗书。商鞅在秦的变法,实则是以“法”入“礼”的“更礼”革新。
     

李觏的社会结构论

李觏认为社会生活的内容、观念、规范和设施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等社会生活的内容是"礼之本",其中,饮食、衣服、宫室、器皿构成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器皿中所隐含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礼"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统领乐、政、刑"礼之三支"和仁、义、智、信"礼之四名"。"礼之四名"相当于思想上层建筑,"礼之三支"相当于政治上层建筑。"礼之三支"是在"礼之四名"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体现、维护着"礼之四名";"礼之四名"凭借"礼之三支"得以传播与贯彻。     

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而与宋代士人的文化抱负有关,是他们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周饮酒礼透视出的社会意识形态

“飨礼”、“私饮酒礼”、“燕礼”同为周代饮酒典礼。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可认识到：飨礼经过飨神灵到飨宾客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周礼仪制度的人文化特征，从而与侧重世俗性的私饮酒礼、燕礼关系密切；适应周代宗法制基本政治制度的私饮酒礼发挥着强化血亲的作用；但是宗族制度血缘结构和政治组织功能相结合的特点决定了周代“君统”系统的运作，并要求燕礼承担强化君臣之和的政治功能，燕礼于是成为周政治礼仪舞台上的主力。三类饮酒制度的相互交织、承接。透视出周代社会上层建筑政治性逐步强化的特点。     

《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 ,与以前的律书一样 ,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 ,“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 ,《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 ,《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     

论荀子之“爱”的功利内涵

荀子认为＂爱＂是人与动物等＂有血气、有知之属＂所共有的本能情感,在人类社会中＂爱＂通过＂礼＂得以展现。＂爱＂之观念中包含爱己、爱家、君臣民互爱以及兼爱内涵,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简论俞正燮的伦常观

俞正燮作为嘉道时期著名考据学者,在对社会伦常问题展开探讨时,继承发扬戴震所开创的皖派考据学治学范式,力图通过考字词以求道,同时结合清中期礼学研究的热潮,从礼制、礼意、礼器等多方面展开考察,重省社会中君臣、父子、师生等人伦关系。分析俞正燮的伦常观,可以发现他通过对考据内容的选择、考据再诠释等方式,延续早期启蒙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部分继承他们所提出的价值观念。这也再次证明晚明以降所产生的早期启蒙思想发展至19世纪初期并未消亡,而是在历史的洄流中曲折前进。     

民国师生之礼变迁研究

师生之礼作为我国传统“礼”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师生之礼的称谓、内容、形式、对象、关系五个方面着手，从孔颜师生之“博文约礼”这个层面来探讨师生之礼的转变，从而体现出民国师生之礼的时代色彩和民族文化内涵。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