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破产法》中破产申请的冲突分析

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申请包括重整申请、和解申请和破产清算申请三种。由于破产申请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希望通过破产申请选择不同的破产程序,这就极易引发破产申请的冲突。破产申请的冲突主要包括交叉申请引发的冲突及变更申请引发的冲突两种,此外,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以及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提出重整或破产清算的情形也会引发破产申请冲突。对于这些冲突,法院具有最终裁量权。但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应注意冲突申请的受理与不受理问题和重整申请与和解申请的冲突问题,选择最适合债务人的破产程序,减少破产程序的繁复,提高破产效率。     

从不同的视角看破产原因

破产原因的确立,已经成为新修订的破产法能否顺利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法院、债权人、债务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态势下对破产原因作出的判断是不同的。在我国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法院在宣告债务人破产时仅能作形式审查,而此形式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破产原因核心内涵也与之相同,资不抵债仅是对公司清算后的资产、负债相比较的一个静态表现形式,不能被确立为破产的原因。     

破产原因概念的廓清——对我国破产原因通行定义的批评

根据我国学界对破产原因的通行定义,破产原因既指破产程序开始的原因,也指破产宣告的原因.此观点具有内在逻辑错误,应予澄清.破产原因与破产申请的原因以及受理破产申请的原因存在实质区别,对这三者的实质区别的认识不清导致我国新破产法在破产程序的设计上存在误区.破产原因的含义应廓清为破产宣告的原因,即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的客观事实.     

论我国破产程序的启动机制

破产程序的启动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程序契机。在世界破产法发展史上，这种程序契机存在自治主义和官治主义两种模式。自治主义类似于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主义，其基本涵义是指破产程序的启动归因于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破产申请，法院及其他国家机关一般不予干涉。官治主义类似于诉讼程序中的法院职权主义，其基本涵义是破产程序的启动依赖于法院的职权作用而不受当事人意志左右。现代各国破产法往往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不再偏执一端。我国破产法顺应世界立法潮流，实行受理开始主义，将破产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行为与程序控…     

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事关破产法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和破产管理人法律制度的设计.但大陆法系所流行的各种学说皆不能圆满地概括与表征其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与作用,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将破产管理人定位于破产财产之受托人.     

试论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合同补救

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合同补救,是指企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依据其职权,对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以及对双方当事人因合同解除受到损失的赔偿和清偿等的活动。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破产和破产清算中的合同补救已有发生,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开始确立。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破产法》)尚未试行,破产清算中的合同补救未纳入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法学界对合同补救的理论研究甚少,不能满足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有必要研究破产法律制度中的合同补救问题。     

破产免责制度的正当性及其实现

破产免责制度是破产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体现着现代破产法律价值的观念。对我国正在讨论的《破产法》修正案,补充免责制度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正当性。就破产免责的具体制度而言,适用自动免责制度更为有效,并且根据《破产法(草案)》的内容,应当在目标模式、体例模式、申请免责条件以及不得申请免责的情形等方面予以修正。     

新《企业破产法》的制度创新及缺陷

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新《企业破产法》,与旧法相比,有了制度性创新：破产清算制度公平保护债权人利益,也为债务人提供了法律救济,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破产重整制度,有利于积极挽救困境中的企业;引入管理人制度,强化了对债务人财产以及整个破产事务的管理;重新界定了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使操作性增强。正是这些新规定构成的相应制度,使新《企业破产法》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破产法。     

破产程序中担保权人的权利限制与保护

破产程序中，基于集体清偿的规范目的，同时为了平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如何对担保权人施以恰当的权利限制，从而实现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在新时代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需要寻找更深刻的法理支撑和具体的实现路径。破产法虽然属于商法，但基于“债权人谈判理论”“经济宪法理论”以及“破产准征收理论”，破产法呈现出强烈的强制性特征。强制性法律规范在适用上优先于任意性规范，且更多地以实现公共利益和价值平衡为目标。因此担保法的许多规则在破产场景下需要让位于破产法。破产重整中担保权人权利的暂停和恢复必须服务于重整大局。一般在破产重整结束之前不得恢复行使，担保权人的债权利息也停止计算。破产清算中担保权人实现担保债权的费用既不属于共益债务，也不属于破产费用，而应按照受益者负担原则，由担保债权人自行承担。     

破产欺诈的法律规制：以类型化为视角

我国破产法面临最新修改,在实践中存在破产欺诈及破产逃债难题。破产欺诈与民事可撤销及无效行为紧密相关,也存在差别。破产法益包括秩序法益和个人法益,且存在不同的法益类型形态,秩序法益可还原为个人法益,根据个人法益实际所受侵犯程度,确定将破产秩序法益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刑法中主要涉及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虚假诉讼罪及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对于破产欺诈侵权与犯罪行为,应在把握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综合适用各部门法,以实现刑民（行）衔接,破解破产逃债难题;破产立法修改应确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并限制适用,完善破产欺诈法律规制体系。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优化研究——基于政府治理理论分析

通过对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的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规模大、效率低、偿债压力大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过度参与.提出改革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模式、财政体制、官员升迁体制、现阶段财政监督管理体制等对策缩小政府的有形之手.     

论夫妻共同债务中伦理性与财产性的统一——兼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

以夫妻共同债务伦理性与财产性在学理和实践立法中的复合与统一为出发点,结合目前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分析现行立法夫妻一方大额举债制度中表现出的伦理性与财产性的脱节,通过对法条的再理解和完善,寻找并提出“特别夫妻共同债务”和“有限责任”的概念,最终实现夫妻共同债务的伦理性和财产性在目的上的统一。     

我国公司强制清算衍生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公司强制清算衍生诉讼指人民法院审理公司强制清算过程中,公司及其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清算中存在的实体问题提出异议,而要求人民法院另行处理的诉讼。《纪要》首先提出强制清算衍生诉讼的概念,从一个实务案例出发,引出问题,总结我国公司强制清算衍生诉讼的类型,分析强制清算衍生诉讼的当事人和管辖确定等实务操作问题,指出有关规定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完善强制清算衍生诉讼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股份公司清算制度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进入清算阶段需要选任清算人进行清算,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规定,清算人的选任方式有董事当然为清算人,章程中预定清算人,法院选派清算人,股东会选举清算人等几种方式。公司清算的主要程序有了结现务、清偿债务、分派剩余财产。股东会在公司清算完结登记之前仍然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在公司实践中,司法院能够根据实践需要及时作出相应的解释,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     

试论高校适度负债

目前,以负债促发展大有成为高校发展主流之势,但高校不同于企业,不能把一味追求高额利润 作为负债的回报,而是要注重高质量人才的培养,这就决定了高校负债的独特性,高校负债必须要适度。     

秦“法治”的理论困境透析——以睡虎地秦简《语书》、《为吏之道》为中心

本论以对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吏品行、才干和政治态度三方面要求的分析入手,结合秦政"以吏为师"的制度,指出其对"吏"的要求,反映出秦国通过一准于法和"以吏为师"实现其"法治"的政治思路。进而,从理论上剖析了秦国"法治"的面貌及其思想进路,说明了通过"律制"对礼、俗、法等不同层次规范的整合,秦尝试订立一套划一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秩序样板,并通过作为其政治终端的"吏"的塑造,完成其政治构想在民间的落实。最后,通过对《语书》做个案研究式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上述"法治"思路与法令繁密、吏治酷烈以及地方抵制强烈等不利局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的需求、设计与策略

2014—2017年,教育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在标准引领下,"培训-测评-应用"系统化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开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是提升工程的总体目标和任务之一。根据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需求,推行"选学",分层提升,按需施训:"学用"——"会用"——"善用";教师全员培训与骨干专项培训相结合,省培引领、以校为本;采用混合式学习,强化情境体验环节,突出问题指导和应用指导;培训实施策略为:统筹规划,标准统领;应用为本,测评驱动;改革机制,创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