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对孔子的称呼及其英译:语境理论视角

《论语》中的孔子,因地位非常特殊,对他的称呼变化多元.对此,不同背景的译者处理方法迥异.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指导,围绕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可以对《论语》译本中对孔子的称呼的英译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孔子的称呼看似简单,翻译起来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语境理论有助于对相关英译进行评估.     

试论孔子的“爱人”思想

“爱人”,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主张,从总的方面来说,“爱人”应是根本的国策:“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从具体来说,又应成为人与人之间要奉行的道德准绳,即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雍也》,以下凡引自《论语》的只注篇     

孔子与《书》教

《尚书》具有浓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后世无不重视对《书》的学习,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早在孔子之时,已经实施系统的《书》教。孔子《书》教是一个以"疏通知远"为目的,以德治、仁义为核心,包含德主刑辅、尊贤重民、礼治伦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内容的王道政治教化体系。孔子《书》教对早期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孔子修身观的重新审视

《论语》中关于儒学的概念多是事实描述而非道德形而上学式的,从这个特色出发,《学而》这个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孔子修身观的文本,在修身作为不断学习的过程、修身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以及修身中道德体验与礼仪实践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凸现了孔子修身观生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试论孔子的道德教育

<正> 孔夫子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伦理道德家。一部《论语》大都是关于孔子伦理道德的论述,就连《论语》的“论”,也是“道德”的意思(“论”同“伦”。朱熹曰:论,伦也,言得其伦理也。)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身为儒家鼻祖的孔夫子首开道德治国的先河,而作为教育家的孔夫子,又突出了道德育人的大观,成就了世界特有的东方文明。在培养“四有”新人强化道德     

孟子对孔子的圣化

孟子对孔子的圣化,从改造孔子的圣人观开始,以讨论"德"和"位"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强调崇高的道德是圣人的主要特征.孟子认为:圣人作为道德楷模,教化后世.孑L子是圣之时者,道德的集大成者;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继尧、舜、汤、文王之后成为圣人.孟子对孔子的这种圣化,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孔子道德性认知结构及其审美意义

孔子不以"生知"许人,而屡言"学"知。《论语》所述"学"知由两个方面构成:(多)闻和(多)见。两者既是认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塑造君子人格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孔子道德性认知的特点。个体接受道德原则以"多闻"为基础,个体之间的道德评判以"多见"为基础。孔子视野下的"知"并不脱离生活实践,见与闻构成了全部感性生活的内容。两者在生活实践中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孔子认为两者在生活实践中可以达到完善,从而居于道德内涵丰富完美的理想境地。从中可以看到道德性认知与审美理想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孔子的道德修养观及其价值研究

当今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随之而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拜金主义盛行,腐败相当严重,人们的信仰随之而缺失,道德随之而失范,精神随之而迷茫.《论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孔子的道德修养观,它对于人们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培养君子人格,促进身心和谐等,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汲取《论语》智慧,来感悟人生哲理,从而寻找到我们曾经失落的精神家园.     

论孔子教育经费的来源

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最集中而又最可信的当然就是《论语》及《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了。其余的古代典籍,如《左传》、《礼记》、《孔子家语》等,也都有关于孔子的记载,但多与本文无关。因此,本文引证多取《论语》和《史记》。对于     

德国的儒学情结

从18世纪起,德国思想界的沃尔夫、康德、黑格尔、谢林等都曾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价值取向评论介绍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艺术界的歌德、席勒、海涅、黑塞、布莱希特等都倾情研究和赞赏中国文化。德国传教士与儒学传播的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和卫礼贤。卫礼贤对于儒家思想的把握是多视角、全方位的,不同于一般的传教士和汉学家。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中国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福兰阁著作等身,最负盛名且穷其毕生精力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从18世纪至今,中国的古哲在德国文化中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在目前德国,孔孟老庄等先秦哲学家的影响很大,《论语》的译本已有十几种,《老子》的译本有104种。有些《论语》译本还附有汉语文本、拼音、解释等。     

《易经》欧洲早期传播史述

易经》早期译介者既有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和白晋等, 也有非传教士人物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认为《易经》的六十四卦图类似 于他所发现的算术二进制,尽管二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但在传播目的 和策略上却跟其他传教士一脉相承。《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客观 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 开始在欧洲生根发芽。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

李提摩太是晚清时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主张中国变法的文章,内容涉及农业、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领域。这些文章在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其宣传中也明显表现出为英美等殖民者服务的特点。     

海外孔子学院发展战略的文化地理学分析

运用文化地理学的原理分析海外孔子学院发展战略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对于孔子学院发展战略具有方法论意义,价值评估意义和空间指导意义,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深化孔子学院的理论研究,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寻求解决海外孔子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如孔子学院区域分布和定位、孔子学院特色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新途径。     

后现代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的“图像转向”——蔡志忠漫画中英文版《论语》的启示

《论语》在其产生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论语》在其复译过程中产生了逾四十本风格迥异的译本,其中蔡志忠漫画中英文版《论语》为经典阐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蔡版《论语》把作为一本充满东方气韵的古代哲思语录《论语》从独一无二或少数人特权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兼具民族个性及大众欢迎的文化产品,引发出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的思考。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廖观音被捕杀日期辨疑——成都武侯祠“攻心”联撰写的社会背景

本文对赵藩撰写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撰写于廖观音捕杀之前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认为廖观音死于其后;同时也讨论了“攻心”联基本思想及其对岑春煊治蜀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美国人的汉语学习

在19世纪30年代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美国商人中只有亨德一个人认真地学习过汉语。19世纪40年代以后,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论儒家精神对清代孔氏圣裔剧作的影响——以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孔子创立了儒学,同时也奠定了家族文化精神的基础。其后裔代代传承的家学是儒学发展的一条线索。儒家学说中积极用世的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等,在孔子后裔的文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清代从康熙到嘉庆的100多年中,先后出现了孔尚任、孔传懿、孔广林、孔昭虔等多位圣裔戏曲作者。在他们的笔下,“小道”的戏曲形式承载着厚重的社会责任。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担当起社会责任、道义和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