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万比洛夫戏剧中的象征

亚历山大·万比洛夫是苏联著名剧作家,生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主要在当地从事戏剧创作。万比洛夫继承了契诃夫戏剧的传统,在自己的剧作中大量使用象征手法,从而使他的剧作充满了诗意。万比洛夫戏剧中的象征性主要体现在细节上的象征、人物上的象征、地域上的象征和语言上的象征四个方面。     

“狐狸精”形象变迁及其美学意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狐狸形象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形象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神圣性象征开始,然后在汉代开始从神坛上跌落,一显一隐、互相影响甚至互相转化地在艺术作品和民间信仰中进行双脉络存在和传播,在艺术作品中变迁的过程主要是不断世俗化和人格化的过程,形象不断丰满和复杂,而在民间信仰中的变迁,一直无法摆脱巫术特征,形象单一而扁平。其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是祥瑞的象征、妖兽的象征、媚惑的象征、聪明的象征、人性的象征与护佑的象征,它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因此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     

论隐喻与象征的关系

隐喻与象征的关系十分密切,隐喻是象征的基础,象征是隐喻的体系化。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象征指向观念,隐喻指向具体的事物;象征的意义是理性的、自在的,隐喻的意义则是关联的、经验的;象征追求主体的完整意识,隐喻则重在主体的具体感受与体验。     

黑格尔论象征和象征型艺术

黑格尔对象征和象征型艺术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象征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其内容包括“意义”和“形象”这两个构成要素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象征的特点就是双关。象征型艺术是由于作为内容的自由意志的不完善,因而也就无法找到一种合适的表现方式,而只能采取象征的方式,它是艺术发展史中最初的艺术类型。     

象征的稳定性和旁逸性及其文化意义

象征是人类理解、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式。象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旁逸性。象征的稳定性既体现为象征意象与象征意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有着相对稳定的关联关系,也表现为象征与其所属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象征的旁逸性则是象征意义或象征意象对原有象征的"有限变异"。象征的旁逸分意义旁逸和意象旁逸,分别又有意义的正向旁逸、逆向旁逸、侧向旁逸和意象的细节旁逸、特质旁逸、意象替换。象征的稳定性和旁逸性是文化得以形成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体现文化特性、普及文化要素和推动文化发展方面都有巨大的作用。     

坚守与寻找——兼谈《秦腔》中引生的象征意味

具体上写实,总体上象征,是贾平凹新作《秦腔》采用的重要艺术手法。在这部小说中,除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白雪、夏天义、夏天智等具有象征性外,作品的叙述人引生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他是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状况和情绪的象征,在他身上体现了当下农民对农村传统文化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坚守与寻找。     

始见于秦汉时期的现行简化字溯源

关于汉字繁简之争的话题历久弥新,一些反对者聚焦于简化字违背造字规律、破坏字形字意、阻断文化传承的问题.现行的简化字,大部分源自历代的简体或俗体,有不少源自古代的草书、行书、隶书,甚至古本字和古通用字.通过对源自秦汉时期的古字和古文字省变的现行简化字研究,有力地说明现行简化字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既是汉字生命力的象征又体现了汉字的稳定性和文化传承性.     

理性与直觉的交锋——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

在对时间的理解方面,爱因斯坦与柏格森存在本质分歧.分歧主要体现为:柏格森认为存在基于直觉的哲学时间,爱因斯坦则认为并不存在此种时间.以1922年4月6日爱因斯坦在巴黎做学术报告为契机,柏格森与爱因斯坦展开了影响深远的"时间之争".这场争论在柏格森方面吸引了包括梅洛-庞蒂和德勒兹在内的一大批支持者,在爱因斯坦方面吸引了包括卡西尔和罗素在内的一大批支持者,双方围绕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延续、深化了这次争论.进一步来看,"时间之争"引发的问题中最为根本的乃是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时间之争"不仅是哲学与物理学的时间观之争,也是理性与直觉这两种根本的认知方式之争,甚至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争.     

明代诗话:格调、复古与分唐界宋

明代诗话所阐述的诗学理论,主要集中在格调说、复古论、分唐界宋之争这三个问题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论争,推动了古典诗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明代诗话的理论价值和理论特色。     

《喜福会》中的象征意象

谭恩美的代表作<喜福会>深受西方读者欢迎.其中作者精湛的写作技巧是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象征手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喜福会、风、天鹅等意象上.分析这些意象蕴含的象征含义,可以揭示出美国华裔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征,更加深入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内涵.象征意象为这部小说增添了深刻的意蕴,使小说更加耐人寻味.     

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商代出现过高度成熟的文学作品吗?今存<商颂>、<商书>是否商代诗文?为什么<诗经·大雅·文王>会要商族遗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强迫他们放弃的仅仅是对祖先的怀念吗?是否还必须放弃一大批与自己的家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相关联的文献、礼仪和传承文学呢?延续了五六个世纪之久的西周诗统何以会被战国散文所取代?庄文屈赋檀美当时并辉耀千古的特殊原因还有哪些未曾发现?假设文化是文学的母体,我们能从文化母体中窥见文学之子的某些体貌与性格吗?此法固非处处适用,但也并非处处相反,好处在于当我们看厌了文学的孤峰独树之时,偶尔放眼展望文化的群山林莽,或许会有另外一种心情和收获.     

周代继承制的再辨析

嫡长子继承制是在商末周初确立的,它是传子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商朝前期虽兄终弟及仍常见,但主流仍是传子。不能因为有的诸侯国有传弟现象而认为周代的继承制是一继一及制。     

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本文以"汤武革命"为背景,通过分析哪咤、殷郊兄弟、黄飞虎和武王的叛逆行径中所体现出的孝道与忠君观念,来探讨<封神演义>如何在"天命"之外,建立起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揭示忠、孝与儒家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由此深入探讨"革命"一词在中国儒家话语体系中的真实意义.     

西周初期盟誓述论

西周初期,盟誓作为灭商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对壮大周人力量、分化瓦解商纣集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周公东征之后,盟誓成为构建西周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使诸侯与天子建立了宗法血缘关系之外依靠神灵监督效忠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时,诸侯也通过盟誓方式将异姓贵族纳入了周人宗法秩序,从而扩大了西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周武王伐纣前的诸问题考述

周文王为灭商铺平了道路,继位的周武王遵循父业,积极做灭商的准备。他筑镐京,东观兵,强军备,观殷情,欲一举而灭之。周武王伐纣前的诸问题由于文献记载不一,所以古今学者的认识和说法不尽一致,作者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分析,谈了一些看法。     

西周初期统治者对殷周革命正义性的反思与人文精神萌动探究简

殷周革命后,周初统治者面对诸如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影响,同时源自于对殷商革命正义性的反思和杜绝“武王第二”的出现,提出了德治的理论,奠定了中国人文道德精神建立的基础。     

甲骨文与《商颂》

在学术史上,有关《商颂》的作者与作期问题,从汉代开始就有争论。古文学派认为《商颂》作于商代的贵族祭司阶层,今文学派则认为是周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这两派观点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而未有正解。自从甲骨文资料的不断出现,解决这一千古论争成为可能。今考甲骨文中有《商颂》所提到的族名、王名与地名;甲骨文中的词汇与《商颂》中的主干词汇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中,还有贵族子弟系统接受“学商”“秦商”“舞商”活动的详细记录。这说明,《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两周金文的第二人称代词及一些相关问题

两周金文共有的第二人称代词有"女"、"乃"、"尔",它们的语法功能一直比较稳定。"余、朕、女、乃"和"我、尔"在殷商以前可能属于不同方言,后者之进入前者所在方言,可能就是为了补前者不表复数之不足。第二人称代词在殷商西周时可通用于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到东周春秋时期逐渐有了限制。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称谓系统也发展得愈益丰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