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绅”义考辨及流变

目前,学界对"绅士"、"绅衿"等词的理解仍有较多分歧,为此必须考辨"绅"义。本文考辨后认为,"绅"的本义特指束腰大带的垂饰部分,成字时并没特指哪一社会群体;后引申为整根腰带,并逐步成为贵族阶层的外在标志;秦汉时期,"搢绅"、"荐绅"等词形成,"绅"成为官僚阶层的标志;宋时"绅士"一词出现,"绅"开始指向整个士大夫阶层;明时绅商合流,"绅士"称号流向民间;清末民初,"绅士"所指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从"绅"字涵义的演变及其组词可看出,"绅"是"亦官亦民",而非"官民中介、非官非民"。     

论民俗学之“民间”

民俗学之“民间”是一个包含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方面意义的概念,它承继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含义又有所发展,其中表示群体意义的“民间”即“民”是第一义的,是构成“民间”的基础,因此“民间”取决于“民”的界定,而民俗学史上不同时期对“民”认识的不同造成了“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作为研究“民”和“俗”的一门学科,“民间”是民俗学的本体,甚至可以说是本源,“民间”问题是一个贯串民俗学史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民俗学之“民间”还意味和象征着民族固有的深层文化,并以母体的形式向表层文化输送养料。     

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

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管理相对呈现出有序状态,一方面官方和民间各自积极致力于自我领域(“自域”)内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二者又都积极谋求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领域(“共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官民之间因为种种原因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但因为“自域”和“共域”内都存在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如民助官治,或民纠官弊,或官易民俗,导民向善,故在一定时期以及一些地区能够形成官民协调共治的景象。     

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甲骨文金文所见商周工官工奴考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久埋于地下的我国古代灿烂的历史文物,越来越多地重现于世。特别是距今三千年上下的商周时期手:工业品,如铜器、陶器、玉器等,其数量品种之多,工艺技术之高,的确超乎以往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这种现象足以说明那个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程度。发达的手工业必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商周社会工官和工奴的区别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说法认为,殷商时期手工业生产是由职业氏族所专任。如《左传·定公四年》说:周武王克商后,分鲁公伯禽以殷民六族,分卫     

试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

官文化、士文化和民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学、音乐、建筑中得以外现。在审美文化层面上,绘画有“错采镂金”、“气韵生动”和“艳俗之丽”之分,文学有“道根文枝”、“得意忘言”和“俗而易晓”之分,音乐有“乐通伦理”、“声无哀乐”和“俗声俗韵”之分,建筑也有“皇家气派”、“造境天然”和“民俗风格”之分。在精神境界上,士文化所求的是“意境”的道禅至境,官文化所求的是“载道”的儒家之境,民文化所求的则是“从俗”的墨家体验。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超越官与民:慈善事业转型与组织生态重构

通过含混、持续、紧密的互动,慈善机构与政府部门、党群组织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使慈善组织自主性的生产嵌入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链条之中。这就是"中国式慈善"的"官民二重性"命题。它隐藏着不可调和的深层悖论,即对行政权威性的依附和对组织自主性的寻求。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转型,慈善组织的官民二重性格所暗含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出来,慈善领域的官民冲突日趋激烈,诸如官办慈善的痼疾沉疴、新媒体时代的强势来袭、民间公益的创新实践,使慈善组织生态受到了强烈冲击。面对慈善组织生态变局,必须破除"官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政府与民间的体制藩篱,在不同慈善事业发展主体的有序参与和良性竞争中,实现各种慈善实践形式的多元互补与和谐共生。     

唐宋时期定瓷的生产及其影响

定州是宋代北方白瓷的生产地,与官、哥、汝、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定瓷的生产始于唐代初年,到北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传统的缂丝技术融进瓷器烧制工艺和覆烧法的运用进一步扩大了定瓷的影响.使之成为北方窑系的代表.但是,一方面受到军事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定窑在北宋末年不可挽回地衰落了;另一方面.定窑工匠的迁移使定瓷在南方和北方都得到了发展,而且对中国各地及周边的越南、高丽、大食等国瓷器生产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格局.     

从南方瓷器出土看宋元时期山东水路交通

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手工业发展的高峰之一 ,山东地区作为南下江浙、北上京津的一个重要通道 ,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南方瓷器。根据纪年墓和其他出土资料所见 ,南方瓷器在有宋一代多出土于胶东沿海地区 ,这一时期山东商业运输当以海运为主 ;至元代则多见于运河及北清河两岸 ,此时的山东民间商业运输当多赖于内河运输     

民间绘画的现代性初探——以同安农民画为例

缺乏现代性的民间绘画,不能称之为现代民间绘画。现代民间绘画必须不墨守成法,敢于大胆表现现代意识;在构图上不拘规范,勇于标新立异;在用料上广泛取材,任意选择。以福建闽南地区的同安农民画为例,可以管窥现代民间绘画与现代派绘画之共同性产生的原因。同安农民画不仅充分表现出现代性,而且必然是对中国民间传统的最好继承。     

民本位与官本位论析

本文作者认为 :民本不是要民自己起来当主人 ,而是要求君与官要以民为本 ,这实际上不是提高民的地位 ,而是在抬高君与官的地位 ;民本中的民并不是与官一样具有相同理性、德性的人 ,而是有待君与官去教化的“愚”者。这种“以吏为师”的传统 ,实际上是使官占有了话语霸权 ,使官成为道德的楷模 ;民本中的“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整体 ,而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抽象的民贵官贱改变不了具体的官贵民贱。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 ,民本位是虚的 ,官本位才是实的。民本位冲破不了官本位藩篱 ,甚至强化了官本位。要消除官本位 ,不能重弹民本的老调 ,而应该在制度和舆论上保障和倡导公民权 ,反对任何特权     

西夏酒的生产与征榷

酿酒用曲是西夏酿造谷物酒的重要方法。于原料的差异 ,西夏的曲分麦曲、清水曲、百花曲、小曲。酒的种类则更多。有麦酒、粟酒、小曲酒、酽酒、酒、马奶酒、葡萄酒。酒的征榷大体上继承了唐五代 ,分官榷、买扑与民酤三种形式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官榷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及相关问题

历年来出土的内蒙古地区元代瓷器,基本涵盖了元代瓷器品种的所有类型,反映了当时南北方瓷器手工业生产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这是内蒙古地区元代瓷器生产值得注意的课题。内蒙古出土的元代瓷器,为研究13~14世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料,反映了元代内蒙古地区区域性经济发展和南北贸易繁盛的状况,同时也为我们探讨该时期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鲜材料。     

唐代仕宦小说官民关系的文化批判

唐代仕宦题材小说的官民关系包含有不同层次的多种形态:理想形态是爱民清官之美政,其中寄寓了士林与民众企盼官清民安的美政理想;扭曲形态是害民贪官之恶政;官场常态是误民庸官之失职,其中又含形异而质同的两种类型:一是不谋其政的误民者,二是好烦其令的扰民者。     

江苏民信局兴衰述评

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肇始于清乾隆年间的江苏民信局有着独特的地域性。经过清末短暂的兴盛后,江苏民信局开始走向衰亡。以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为标志,官办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博弈由此开始,江苏邮政当局先后对民信局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如强行挂号、征收过磅费,以致最后直接取缔。作为反击,江苏民信业则采取了上书、请愿、罢市等方式,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江苏民信局最终难逃罢废厄运。另外,军事、战争因素以及民信局之间的恶意竞争亦是江苏民信局衰亡的重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民信局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罢废在所难免。     

弛禁放荒与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

清末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逐渐松弛官荒之禁和粮豆之禁密不可分。弛禁放荒导致官荒旗地制度的破坏,使封建生产关系趋于解体,从而解除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桎梏;营口开港后,伴随着粮豆自由贩运和贸易,东北地区自然经济分化瓦解,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传统手工业逐步向工场手工业转化,以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也开始出现,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北地区大量产生     

论明清时期的铁业政策

明清时期的铁业仍延续官衰民兴的发展进程，其剥削形态和铁课流向也发生诸多变化。清代后期，民营铁业盛极而衰，显现出它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且揭示了近现代铁业官营为主、民营为辅的历史趋向。     

明清时期手工业生产中承包制和股份制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手工业生产中曾出现过承包制和股份制的萌芽。明清时期临清官砖窑的烧制,由原来的在籍工匠轮班服役改为由商人窑户承包,这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同时期的博山煤矿采取资本所有者、山场业主与实际经营者分离的方式,实行一种简单的股份合作制。这类承包制和股份制的萌芽,后因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