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传统文化与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本刊通讯员由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协办的“传统文化与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８年４月９～１０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     

“庆北大百年·南亚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东方文化研究所主办、南亚文化研究所承办的“庆北大百年·南亚文化学术研讨会”1998年5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亚非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和外文所、中国画报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的近30名专家学者与会。 上午9时,研讨会在北大东方学系会议室开幕,随后便进行了研讨。上午研讨的主题是“南亚宗教问题”,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王宏纬研究员、薛克翘研究员、张玉兰副研究员和北京大学     

“亚洲宗教、民族热点问题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和北京大学亚非所联合举办的“亚洲宗教、民族热点问题研讨会”于1996年10月22—2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60名专家学者与会,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武树臣，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生，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现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副主任、教授。１９９４年９月被北京大学评选为“北京大学首批中青年学术骨干”，曾发表论文６０余篇。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评判》（１９８...     

"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大学东亚学研究中心和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研究所联合主办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协办的“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2年 8月 2 1～ 2 2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韩国、蒙古、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 1 2个国家的 1 0 0余名专家、学者及嘉宾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要围绕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演变的今天 ,东亚各国如何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区域化合作 ,达到共同发展这一课题展开讨论。开幕式上 ,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北…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Peking University＇s role in China＇s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1922-1927

本文阐述了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在中国20世纪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视北京大学学者中的“非主流”观点。虽然北京大学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反基督教的主流舆论相吻合,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智和宽容,警醒“用宗教式的狂热来进行反宗教运动”属于过激行为。这种众口一声中的少数派声音的存在,反映了一个文化的成熟、城府和健康。在今天中华民族力图重振文化大国形象的努力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会议(2006)纪要

由中华日本学会、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会议(2006)”3月21—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40余家科研机构、大学、媒体等的近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副院长李玉主持。学会     

“东亚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中日共同研讨会述评

“东亚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中日共同研讨会述评贾蕙萱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经过半年多精心筹备，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４日至７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东亚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中日共同研讨会。与以往研讨东亚近代化问题多从传统文化、政...     

何思源与北平的城市建设及管理

何思源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重要地方官员,早年就读北京大学,经受过“五四”运动进步思潮的洗礼,曾留学美、德、法等国,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有较深的造诣,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在第二次“北伐”中参与领导军队政治工作,并留家乡山东任教育厅长、省长多年。抗战胜?..     

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

1991年10月30日,日本埼玉大学大学院政策科学哲学科科长、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协力委员会会长、日本国科学技术会议委员、中央教育审议会委员吉村融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的公开讲座指菹殖〖锹己吐家糇柿险砣缦?     

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

本文指出，受齐美尔“陌生人”命题启发的“边缘人”概念，体现了形式社会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在芝加哥学派理论中的交融，并催生了以考察个体生命史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运用生命史的视角对三类都市陌生人（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的研究，本文考察不同人群的新旧历程及其进入都市新生活的不同状态。研究发现，无论是身处异国的中国洗衣工，还是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生活并沦为罪犯的中国农民，都不能以“边缘人”抛弃乡土与家族的个体化方式进入都市生活。文章最后尝试以帕克对“文明”的讨论来解释现代个体进入都市生活时呈现的不同状态。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社交活动探析

莫理循于 1 897— 1 91 2年担任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对于远东、特别是中国准确、及时的报道 ,为《泰晤士报》赢得了声誉 ,他也因此声名大振 ,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 ,并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准确的新闻报道需要精确的情报来源。本文从莫理循在北京的社交入手 ,探讨其获得新闻线索与内容的途径 ,认为注重与中外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以及在王府井大街建立图书馆 ,是莫理循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反映了他有别于同时代其他来华记者突出的个性特征。     

The Intrinsic Influence of the Poetics of Yanzhi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 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 始, “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 相反, 却借助于西方 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 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 之“情”, 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 维, 具体表现在: 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 进而以“志”代“情”回归 “道”统; 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 进而以“情”传“志”, 回归 “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 但 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 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关键词: “言志”诗学 “志”与“道” “志”与“情” 古典主义

Rejection and denunciation of the poetics of “yanzhi” (literally “expressing one’s thought or ideals”) was once a marker of Chinese literature’s modern transformation. However,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of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the poetics of “yanzhi” was not only not cast out of the aesthetic can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was, on the contrary, legitimately transmitted via Western discourse. Whether modern Chinese writers were expressing enlightenment ideas of saving the nation or voicing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for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people, they remained convinced that “zhi” was “feelings” writ large and “feelings” were a lesser form of “zhi.” Specifically, the school stressing the idea that “literature expresses thought” advocated utilitarian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of “yanzhi” by replacing “feelings” with “zhi.” Those stressing the idea that “literature expresses feelings” advocated writing with genuine emotion; they went on to express “zhi” via “feelings,” thus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thought.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a strange “Western” tint. Nevertheless, this literature’s essential character of “reinterpreting the ‘dao’ (way)” and sophisticated “expression of thought” or “yanzhi” indicate its value identification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rather than the simple abandonment of “tradition” in pursuit of “the West.”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北京话第二人称代词句法、语义、语用的历时嬗变（1750-1950）

在汉语史上,第二人称代词曾经是个庞大的家族,鼎盛时期家族成员多达10多个,而1750年至1850年的这个一百年间便处于这个鼎盛时段的末期,自1850年至1950年间的这个一百年,北京话第二人称代词系统就规模而言便开始式微,主要表现为家族成员锐减,由之前的10多个减缩为三四个。这在分处于三个时点的典型北京话文本《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正红旗下》等中也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反映。《红楼梦》中第二人称代词有“你”、“你们”、“你等”等10个;创作于1850年前后的《儿女英雄传》中第二人称代词则有“你”、“你们”、“汝”、“尔”等11个;《正红旗下》中第二人称代词竟只有“你”、“你们”、“您”等3个。较之这种系统的演变更为细腻深刻因而也更需要关注的是第二人称代词系统中的一些重要个体在句法、语义、语用层面的发展演变。     

“开禁”还是“飨宴”？--汉唐北宋赐酺举措缘起、背景与施行动因的再探讨

汉唐北宋时代的“酒禁”政策并不能直观地理解为“禁民饮酒”。“禁群饮”之举在当时虽有发生,却始终并非一项整体与长期的国家政策,在其已然宣布的时期之内,执行与贯彻的力度也大可存疑。笼统地以“酒禁”或“禁群饮”政策的存在来解释赐酺举措发生和存续的合理性缺乏说服力。酺会在汉唐北宋的不断发生、持续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其最为核心的内容与意义是飨宴欢会。其给民众带来更热烈的欢宴体验、更加丰富的公共活动内涵以及更为广大的社交活动平台,同时为统治者提供得力的政治工具。赐酺之举的丰富功能使得其能够横历不同王朝,长期存在。     

“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 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 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 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 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 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文明 国家 文化 社会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the etymology of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to suppor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state” stressed by some scholars, nor any to support the division of “civilization” into a dichotom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ivilization” is “state.” In discussing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it is groundless to divide “civilization” into “culture” and “society,” or to interpret “civilization” and “state” as two different concepts. Given such considerations, there can only be one focus in studies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namely, changes in society and its management structure, or in other words, the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among people who live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民间传说中傅山士大夫形象的多维构建

傅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中坚,也是明遗民的代表,得到了官方与民众的双重认可。傅山传说既进入了国家话语的“大传统”,也进入了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比较而言,“大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单一而平面化;“小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全面而立体化。文章以民间流布的傅山传说为研究对象,参考典籍文献中相关记载,探寻傅山士大夫形象在民众话语中的多维构建,挖掘此形象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革新与转变。文章提出：弘扬以傅山为代表的士大夫所承载的“以天下为己任”与“明道救世”的责任担当意识,对当代中国梦的践行具有促进作用。     

禅录方俗词解诂

禅籍“突晓”、“标（摽）坟”、“磔索”和“飜欵（翻款）”是几则重要的方俗词。“突晓”本指黎明,引申为赶早,在禅籍中可泛指行脚,这一解释纠正了以往改字为训之误;“标（摽）坟”指清明节加土修坟、以竹杖悬纸钱而插之坟上等扫墓活动;“磔索”意谓奋张,是一个同义并行复合词;“款”本指罪犯的供词,禅籍“飜欵（翻款）”一词即翻供、翻案之义。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