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党组织提高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现实约束及突破路径

《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的实施，在推进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存在一些以往未曾考虑、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度优势还未能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国有企业党委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三大治理主体尚未实现有效协同。因此，基于代理理论和现有法律框架，首先对三大治理主体进行了多维关系透视，分析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制度理论逻辑，并依据对8家典型国有企业的现场调研，对三大治理主体协同运行的现实约束进行了梳理分析，最终从权责清单和实践逻辑两方面提出了实现党组织提高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效能的可能突破路径，以为国有企业更好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实践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有企业治理理论难题的解答及启示

通过研究国有企业发展历史能够发现,国有企业内部治理中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是国有企业治理中的重大理论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直面这一理论难题,推动完成系列理论创新：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创新;党组织的革命带动其他治理主体革命相关理论创新;党组织和国有企业内部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创新等。这些理论创新构成对新征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供给,对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指引价值。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     

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及制度安排的思考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产物 ,其内容包括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即一个有形的三层次的制衡机制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即一个充分竞争的、完善的市场存在并发挥作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两方面均存在问题 ,改革还需不断深化。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完善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对国有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和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流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治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其边际效应呈递增态势。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多层次委托代理诱发的治理成本,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政府应从外部监管机制上强化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     

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如何实现党建引领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从构建以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为领导的城中村领导体系、创新“户组制”最小治理单元延伸网格治理触角、推行“三问”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法、建立“村企联盟”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用“绣花”功夫建设文化生活环境等五个方面入手,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新时代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政治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机制创新;坚持服务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主体创新;坚持发展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方式创新;坚持组织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手段创新;坚持价值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目标创新。     

嵌入式动员：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山东省S县刘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案例,研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式动员”机制,其特征是通过党组织建设、组织嵌入与组织动员三阶段实现基层自治。首先,基层党组织通过成员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愿景重塑,焕发组织活力;其次,基层党组织运用身份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四重嵌入的路径机制将党建融入地方社会,重塑党群关系;最后,通过党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嵌入之后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达成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实践,以取得良好的基层治理成效。     

“442”企业模式——南京市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探索

基于国有企业脱困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南京市创造了一种企业新模式 :“4 42”企业。自1 999年试行以来 ,取得了良好效果。与传统国有企业相比 ,“4 42”企业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为激励优势、治理优势、创新优势和互补优势。“4 42”企业模式对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重大启示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群众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保持党的先进性最现实的课题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和弱化群众基础。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英汉翻译中词义的选择与延伸

在英汉翻译中,译者除了对原文的词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有时还需挖掘其深层含义或延伸意义,以增强其表达功能。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变迁

建国5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发生了巨大变迁。经营理念从“以产定销”到“以需定产”。市场竞争从价格到品牌形象。结构调整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市场开发从国内到国外。探讨这些变迁,对于丰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一步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析违宪审查权的概念

违宪行为决定了违宪审查权涵盖的范围界限,要从违宪之"宪"的内涵和外延、违宪行为的主体、违宪方式等几方面认识违宪行为。违宪审查权就是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团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精神、原则和规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