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官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与轻声

西南官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分前字变调和后字变调两类。后字变调是西南官话中最主要、最典型的变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从变调形成的中和调看,西南官话后字变调方言存在轻声,其表现形式为后字变调为阴平。     

粤方言变调完成体问题的探讨

广州话的动词可以通过变调表示完成.根据对粤语其他次方言的调查发现,除了动词本身变调表示完成外,一些体标记虚词也可以变调,模式是“动词+体标记词(变调)”.这种变调有两类,一是经历体标记通过变调,表示完成体;二是表完成体的标记词通过变调,表达强调意.这种体变调可以看作是内部屈折.不过,粤语中这类曲折变调已经萎缩退化.     

天津方言三字组连读变调及其演变

天津方言中三字组连读变调属于纯语音条件的连读变调,以两字组变调规则为基础,是为异化字组内部相邻音节调型,或简化连调式。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推广普通话的影响下,天津方言的三字组一次连读变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前两字中,而这种变化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发展趋势必定将进一步向普通话靠拢。     

试论敦煌变文同义复词的研究价值

敦煌变文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最具分量及影响力者,同义复词则是古代汉语里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语言现象.对敦煌变文中的同义复词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能够促进敦煌变文的整理水平;其二,能够提高大型辞书的编纂质量;其三,能够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丰富资料.     

假设连词“節”、“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成书时代

虽然“节”和“即”可以相互通假,但它们之间的通假只发生在实词层面;在虚词层面,它们存在着不同。居延汉简假设连词只用“即”,不用“节”。假设连词记作“节”是秦国方言的特点,而“即”是六国方言中使用的字。汉以后的文献中书写简单的“即”取代了“节”。     

韶关本城话中的变音

本文描写韶关本城话一种特殊变音现象，从变音的语音特点、变音字的来源和位置以及变音的语法和词汇意义入手，总结其特点如下：１、变音以韵母中嵌喉塞并变调为话音形式，变音字中有古舒声韵与古入声韵混同的现象；２、变音字来自古平、上、去、入四声，其中古入声字发生变音的最多；３、变音字多出现在单音词及多音词的末音节；４、变音具有名物化的作用；５、变音的名词多为生活中常用的普通名词；６、变音字如有本音、变音两读的，往往伴有词性与词义的变化，也有部分为本音、变音自由变读。     

通假字与假借字的辨析

字的通假是文言文里常见的语言现象。所谓通假,就是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而假借却是传统文字学中的“六书”之一,实际上是古代总结出的一种造字方法。《说文·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大意是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只好借用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来表示。两者从形式上来看,极为相似,但究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在阅读文言作品、从事教学和语言习惯中往往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至于造成了许多谬误,产生了许多模糊认识。因此,笔者以为:对通假和假借进行辨析、加以区别,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对《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的质疑

姚小鸥先生在<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发表了<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论定<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的"张"字为"瞻"字的通假.从文意、韵律以及<楚辞>用张字的本意,可以证明"张"字不当作"瞻"字,张瞻二字古音不同部,亦不得通假.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以下简称“长兴讲经文”)原卷编号伯3808。由文中“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卷末题“仁王般若经抄”知,此文叙讲之经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敦煌变文集》均视为变文之一种。“长兴讲经文”开首即由法师以一段骈文与一段韵文“颂圣”,并表明讲经的目的:“愿赞金言资呈寿,永固金石唱将     

“蚤通早”与“白汗”、“白杀”辨疑——兼论通假字、区别字、假借字、异体字、古今字之实质

“蚤”与“早”并非是通假关系 ,因为它们不能满足通假字“甲乙二字同时并存”的条件。实际上 ,“蚤”与“早”可以看成是一对区别字 ,或者借用许慎的理论将“蚤”看成“早”的假借字。另外 ,从古今字的定义及实质来看 ,千古聚讼的医经《素问》中的悬案———“白汗” ,其实即“自汗” ;同样 ,马王堆汉墓古医书中的“白杀” ,实亦当作“自杀”。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面向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

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有困惑和局限,又有创新的冲动与萌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在20世纪尚未完结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对立统一继续延宕的场域中,寻求价值理念的突破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其性质应该确立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其思维方式将发生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方法论转换。     

《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都”及其语法化

《儿女英雄传》是《红楼梦》通向现代北京话的中途站,通过它可以了解汉语在19世纪中期的基本面貌。当时,副词“都”已具备表示范围和表示语气等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中有一类兼表已然义。根据《儿女英雄传》中反映的语言事实和语法化的一般规律,副词“都”的语法化路径应该为“范围副词→语气副词→兼表已然义的语气副词”。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困境——以反腐小说、底层小说为例

现实主义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主潮",对新文学起着推进或制约的作用.本文在新世纪文学的背景与视野下进行文本分析,认为反腐小说表面的现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内部的现实主义追求,主要体现在题材选择、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而底层小说也因自身命名的争议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表达底层、采取什么叙事态度表达底层等问题的提出,使得现实主义叙事的广度与深度受到削弱.只有分析与反思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困境,才能获得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真正写"现实"而非理想化的现实主义.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殷周的文祭——兼再释“文献”

从对殷商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殷商的祭礼中有用文章典册祭祀祖先神灵的内容。从《周礼》、《礼记》等古代文籍中看 ,周代亦仍有以文章典籍祭祀祖先神灵的情况。因而 ,文祭应是殷周祭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周礼》、《礼记》中有“羹献”、“玉献”、“饩献”、“禽献”、“币献”等祭品名称 ,“文献”一词的构词法与它们相同 ,因而“文献”亦应为祭品之一种 ,即用以祭祀祖先神灵的文章典籍名。自郑玄以来对古“文献”一词的解释当是错误的。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