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从何其芳论新诗格律谈诗的语言基础

何其芳同志在《关于现代格律诗》中,对于新诗的格律,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我们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的押韵。是不是除此而外,在格律方面还有什么应该讲求的呢?我想,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是可以研究和试验的。特别是写诗的人的实践,恐怕主要依靠它才能把我们的新诗的格律确定下来,并使之更加完美。在实践还很少的时候,我反对给我们的格律诗作一些繁琐的规定。     

新诗格律化的三条可行之路

关于新诗格律化,闻一多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多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萧三、毛泽东倡导的所谓古典加民歌的三顿体,闻一多、何其芳倡导的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鲁迅倡导的嘴唱的歌词体。     

诗体的重大变革——重评沈约“声律论”和“永明体”诗

齐梁之际,我国古诗的体制发生了又一次重大变革,即格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开始向格律谨严的“近体诗”转变了。这次诗体的变革,既有理论的指导,又有创作的实践,因而影响深广,促进了近体律诗的迅速成熟。可是,对于指导诗体变革的理论——沈约的“声律论”,对于诗体变革的产物——“永明体”诗歌,历来都有一些非议责难乃至否定的议论。建国以来出版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对其历史作用也估计不足,甚至还有一些不甚恰     

试论新诗中的“小令”

一新诗在历史上还是一种很年轻的诗体,还在艰难地摸索着前进的道路。已故诗人、诗论家何其芳曾说:“从‘五四’早期的诗歌起,我国古典诗歌的精炼和完美的传统,炼字炼句的传统,在新诗里面太少见到了。”确实,大量新诗写得比散文还“散”,缺乏我国传统诗歌、民歌所体现的民族形式——语言形式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论两种类型矛盾在否定之否定运动中的三种表现形式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运动所引起的自己发展、自我完善的辩证过程。实现这一辩证过程的形式,就是构成事物的矛盾统一体,经过两次否定,使事物在高级阶段上重复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产生仿佛回到出发点的运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     

传统文化与现代格律体诗歌的关系

现代格律体是相对于古典格律诗体而言的,它既不同于传统格律体也不同于自由体,而是兼顾二者的特点。现代格律体继承了传统诗歌的因素,表现出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是现代诗人立足于民族本位的文化观在诗学上的体现。传统文化对现代格律体的影响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使现代格律体呈现出与传统诗歌相通的特点。     

论梦窗词的社会意义

近十余年来,国内对吴文英梦窗词思想内容的评价基本上取否定态度。比如说它:“思想内容往往不足道”,“重形式格律而忽视内容”,“思想境界并不高”。一般说来,承认梦窗词具有艺术独创性容易,认识其社会意义则困难。这是因为:一、梦窗词艺术形式精巧,而词语晦涩难懂,致词意扑朔迷离不易把握,二、梦窗词具有个人抒情性质,没有接触重大的现实题材,社会意义显得微弱,三、梦窗词着重表现消极悲哀情绪,不能给人以积极的思想意义。     

戴望舒诗歌创作转向论

戴望舒的诗路大体呈现两条线索:一条为思想线——由对政治的亲近到疏远再到投身;另一条为诗艺线——由格律到意象象征到超现实再到半格律。二者以影响——“影响的焦虑”——反影响为共同表征,似乎走的是一条“循环”之路。但毋庸讳言,这一过程中戴望舒认清了自己并日臻成熟,尽管诗人过早离世为诗坛留下了些许“设若”。     

试论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意义

对于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意义,恩格斯曾经作过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他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在这里,恩格斯把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规律结合起来考察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我们探讨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论意义指明了方向。     

京派对诗歌格律形式的探索与建构

京派是较为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上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继新月派之后,京派致力于诗歌格律形式问题的探索与建构。通过对中外诗歌的考察,京派充分肯定了格律形式的价值与作用,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积极尝试,对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画梦与双重文化人格冲突——何其芳早期散文里的焦虑意识

何其芳早期散文描画出一个个梦一般的世界,在这些散文中弥漫着一种孤独忧伤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显示出何其芳潜意识里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人格的双重冲突。这些焦虑具体表现在:面对家庭的矛盾心理、少年时的温馨和成人后悲凉之间的落差、骄矜的青春中对爱情的失望和期待、渴望表达却难以表达的焦虑、乡土情结和城市文明间徘徊的尴尬。     

闻一多早期诗论中的双重形式观念

“形式”是闻一多早期诗论的中心概念。在《诗的格律》（1926年5月）里,他对形式有两种理解：其一,文章的第一部分,“格律在这里是form的意思”,“我们若是想起form和节奏是一种东西,便觉得form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其二,文章的第二部分,“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就第二点而言,形式相对内容而存在,可以概括为“内容的形式观”。但这种形式观无法把上述第一点统一起来。闻一多把诗歌要素分为“内的原素”：幻象和情感;以及“外的原素”：音节和绘藻。外的原素无疑是诗的形…     

婉转流畅，意境高绝——浅析湘西苗歌的艺术特色

本文从湘西苗歌的结构形式、音韵格律,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可以看出,湘西苗歌不仅在结构形式和唱腔方面独具特点,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味,同时在立意谋篇、谴词造句、音韵格律,表现手法等方面造诣精湛,达到了惊人的艺术高度.     

怎样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

一些哲学教科书总是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看成是辩证的否定,由此认为,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必须经过三个对立面统一的过程才能构成,即:肯定阶段（包含否定的对立统一）、否定阶段（包含肯定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阶段（扬弃了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只表现在第三阶段的对立面的统一上,而前两个阶段虽然是对立面的统一,但不表现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石定之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而对立面的统一不一定都是否定之否定过程。因此,在某些书上就有这样的话:“对立面统一的规律,在事物发展的每一点上都在起作用,在事物发展的每一点上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而否     

贞观诗坛宫廷诗格律的发展探察——以李世民为中心

格律诗的核心是重平仄,从这一核心出发,对以李世民为中心的贞观宫廷诗坛创作的五言八行体诗歌的平仄格律进行了梳理,由此探察了唐五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发展。     

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是对我国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不应让它被否定性的意见所淹没。 许可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的《论新创格律诗要求行的字数整齐》(以下简称《整齐》)声言,按照何其芳的主张写的诗“不成其为格律诗”。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亦断言:“新诗不应有什么既定模式,也不必要求它改变节奏和韵律较为自由的倾向。”如果要从何其芳的“探索中取得教益,倒是觉得不必一定要重蹈他……的足印。” 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的这两种否定性意见,笔者认为必须提出一些质疑。     

否定判断的功用辩护

否定判断是否定对象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是直言判断按质划分的一种。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形式,它有着重要的逻辑功能和认识价值。然而在逻辑史和哲学史上某些学者却对之大加贬责,认为它是某种偶然的、副次的东西。康德就曾把否定判断解释为完全没有内容的命题。对此波波夫曾正确地指出,康德和康德主义对否定判断所作的解释,其错误是显然可见的。因为这使否定判断失去了独立意义和认识价值。柏格森则认为科学本来没有否定判断。这种说法极其荒谬。无论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我们都可以找出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否定判断的例证。如物理学中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理”的克劳修斯表述就使用了否定判断:热不能自行从较冷的物体传到较热的物体。有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结论也用到了否定判断:光速不取决于光源的运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原理: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切国家中能同时获胜的。这也是一否定判断。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胜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