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马政

唐代马政，不仅指马匹的饲养与管理，而且还内涵着马匹的多种功效，本文采用大量考古资料，通过对唐马的勾勒，从而多角度地展示了泱泱大唐的风韵。     

论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

唐高武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前人或归之于典掌非人,或归之于内附突厥的叛变。其实,高武时期严重的边患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此时期牧地西南的吐蕃强大起来,北边的突厥死灰复燃,对河陇朔方有唐监牧地形成钳形合围攻击之势;频频进犯,杀掠人畜,监牧正常生产秩序完全被破坏。与此同时,唐与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的矛盾亦全面爆发,且屡败屡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马匹的过度消耗。再加上因边患而导致外部马匹输入的基本终止,高武时期马政的衰落也就势所难免了。     

明代的论史风气

史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种体裁。它由先前附缀于史书的论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门类,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在明代,史论似乎突然间喷涌而出,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特的史学现象。本文拟从"明代史论"的提出、明人对史论的态度以及后人对明代史论的评价三个角度,通过切实丰富的史料,来增进对明代史论的认识。     

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明代前期 (洪武至正德时期 ) ,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 ,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统治者对史学功能的强制利用、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政策的实施、理学侵入史学、皇族政治纷争造成《实录》失实、史官制度不健全 ,无论是对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论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

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论者肯定海外贸易对沿海地区财政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海外贸易管理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本质,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导向。     

论明代民歌中的世情嘲谑之作

明代民歌的內容极其丰富,除了私情,还有展露忧国忧民和愤世嫉俗之心,并表现放荡自适的情致,揭露社会黑暗,讥讽世风衰败,感慨仕途坎坷以及描绘酒色遭逢的內容,而且以嘲谑的方式娓娓道出.这些內容对体制的批判力量,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应成为世人小心珍藏的一笔文化遗产.     

论明代浙江旅游的特征及文化成因

明代浙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旅游业的繁荣,呈现出以下鲜明特色: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已渐成自觉;宗教圣地统领旅游吸引物的地域分布;旅游著述大行其道,纪物、纪事双线并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成熟的造园理论为景区开发提供的技术支持;二是朝廷扶植佛道的政策对景区开发与游客兴味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三是阳明心学纵欲理论重塑了明代人的享乐价值观,并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共同促成了明代浙江旅游的繁兴。     

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

对原初性、根本性、整体性的追求是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而持续的分裂则不断消解着这种追求,明代学术亦如此。明初,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明道论、功业论、教化论流行,永乐后建立了以政事为中心,道德、政事、文章一体的学术思想体系,实现了政治权力下的学术整体化。弘、正间,复古诸子打破台阁一统的局面,学术分裂为气节、文章,道德、政事不再是学术的中心。嘉靖时出现了对气节、文章的反思,王阳明则将道德、事功、文章、气节均统一于良知之下,既改变个体气质,又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从而获得了一统学术的号召力。但晚明士人的思想核心是解脱、自适,由此出发,他们对道德、政事、气节、文章一一加以解构,学术再次呈现为完全的分裂状态。     

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

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间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其变迁的程度,虽不像江南那么高那么全面,但也不似华北那样,有相当多的州县,一直到明末都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风气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     

论明代的"京徭"之役

"京徭"一词是清人对于明代地方运解两京财物徭役的一种集称.作为明代的钱粮解运之役,该役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官方运力的不足.然而,作为明代的长解重役,京徭除高额的解运成本外,其负担更多地体现在运解各环节的种种陋规使费,而由此形成的京徭役困成为影响明代基层社会稳定的长期问题.从长时段来看,明代京徭因国家应役环境的变迁呈现两种演变趋势:一是承役户等由富民向中下民户下移;二是承役形式由役户独充发展成以朋充、贴役等为代表的一役多户.与此同时,京徭负担过重和沿途使费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家钱粮调度的官运改革和徭役的货币化进程.     

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明代杭州的夜市

夜市虽是日市的发展,但是它必须具备丰沛的商品和繁茂的市场,它离不开周边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明代杭州夜市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繁密的人口,辐辏的商旅,畅达的交通,繁荣的商业和较高的消费需求。夜市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标识。     

明代北京的民间抄书活动

民间抄书在中国古代图书流通文化研究中尚属不足 ,但它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选择明代北京这一特定区域作为切入点 ,分析了几种重要的抄书方式 ;并对其特征、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     

明代河西在西北边镇的地位

甘肃镇是明代西北四大军事重镇之一,是明朝北部防务的重要军事体系。明代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政治、军事、外交的需要,决定了明代河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明廷对河西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煞费苦心地经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代河西重要地位的确立,促进了河西功能的发挥,推动了河西的军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正是明朝经营河西战略成功的必然结果。     

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

文章根稀见史料 ,系统地探讨了 1 7世纪初期 ,包含明末的中国、日本、东南亚地区等广大地域的航海贸易的真实情况 ,尤其是中国福建、浙江商人的航海贸易的实际状况。诸如倭寇绑架中国人又转手贩卖的实情 ,葡萄牙人的亚洲贸易 ,在日中国商人参与策划日本海外贸易等 ,均从不同侧面予以阐述 ,尤其是文中引用大量漂流到朝鲜半岛的中国、日本商人的供状 ,亦属首次公布 ,对研究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

廷杖是明代帝王对士人的公开处罚,作为帝王报复“犯上”朝臣的残忍攻击和污辱,其目的在于让民众意识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也是对其他官员和社会民众的恫吓,以儆效尤.若以仪式视角来审视,这种处罚形式承载着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是朝廷权力走向的一种“控制仪式”;就整个仪式原由和过程来看,廷杖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的仪式;从仪式的终极性意义来看,廷杖处罚是受杖士人实现其人生终极意义的道德场域.廷杖伴随明朝始终,其最终消逝则反映了明代政治变迁与传统士人处世心态的微妙变化.     

明代生祠现象探析

明代生祠主要为地方官员、抚按及平定地方动乱的军事将领而建,正德、嘉靖以后逐渐普遍化。加速生祠普遍化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各地的赋役改革、地方动乱、宦官专权等。明代生祠符合儒家祭祀礼仪,虽是地方的自为,仍然属于国家倡导的儒教信仰体系,具有“精英主义和无神论的特征”,能够在伦理的层面上影响人们。同时,生祠亦有其社会弊端,尤其是当生祠成为官员“德泽在民”的象征时,生祠也就可能成为官员邀誉于民的方式。在这种情势之下,生祠糜财累民,自然沦为一种古代的“腐败工程”。     

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

宗室群体性事件是明代类型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种,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宗室成员是事件的行为主体,王府校尉、仆从只是受命鼓噪而已,没有其他阶层民众的卷入.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划分出权利争取型、发泄愤恨型、骄横暴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具有非和平性与非政治性、权利正当性与行为非理性、宗室群体性事件的行为主体多为宗室中下层等显著特点.明政府对宗室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重要方式即是革禄、夺禄、停禄,皆为治标之策,非为治本之良药.这不仅于消弭宗室社会矛盾、挽回宗室人心毫无助益,而且只能进一步加剧矛盾和对立.而重惩事件拨置者及王府仆从、军校虽能对其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他们对身份特殊的宗室并不能起到多少制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