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审视同感情拥抱的合与离——对鲁迅与前苏联文学关系的理解

鲁迅对前苏联文学总体拥护的同时 ,对待具体创作、具体流派上又呈现出复杂的态度。在理智层面上 ,他认为前苏联文学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所必需 ;在感情层面上 ,他对“同路人”文学的艺术性情有独钟 ,尽管对其思想倾向亦不乏批评。他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那里 ,而不是从列宁、斯大林和其他正统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那里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鲁迅的文艺思想更接近恩格斯 ,而与列宁有疏离之处。鲁迅是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那里迫近并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精神分析视角：鲁迅小说与余华《兄弟》的看客心理比较

精神分析理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外在行为是内在心理的反映。那么,看客的外在行为是“看”,其内在心理又是什么？鲁迅小说与余华的《兄弟》（上）（以下简称《兄弟》）都描绘“看客”这一人物形象,但由于两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他们笔下的“看客”当然有着不同的个性心理。鲁迅笔下的看客精神麻木、冷漠,甚至有些恶毒,他们在无意识地对他人进行精神虐杀;余华《兄弟》中的看客狠毒、暴力,甚至有意识地参与了对他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而且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见,鲁迅对生命充满悲悯意识,对社会充满责任意识,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而余华总是以血腥死亡的暴力视角以及疯狂腌脏的暴力语言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缺乏对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对生命的悲悯与怜惜。更像是“鲁迅笔下的看客”.     

瞿秋白的自我解剖精神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和他的亲密战友鲁迅先生一样,“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他们都是严于自我解剖的杰出典范。所不同的是,鲁迅是随时在解剖自己,解剖的记录散见在他的许多文章中;瞿秋白则往往是相对集中地带总结性地解剖自己,给人们留下了专门而深刻的自我解剖的可贵资料。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过多次自我解剖,比较全面系统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他在一九二○年为了寻求革命道路毅然赴俄考察途中,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鲁迅与龚自珍情感历程比较

龚自珍因其开风气的气度而成为近代思想史开端式的人物 ,鲁迅因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彻底批判而成为 2 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人有着类似的心灵历程。他们都从传统中出走 ,并对传统文化“思古”的思维方式、经典的不可动摇地位、圣人偶像给予理性批判 ;他们呼唤“风雷”、“英哲”式人物出现 ,并期待自己就是这种英雄人物 ,从而改变现实 ;在英雄未出现与个人力量微弱之时 ,他们对现实充满了忧患与痛苦     

用邓小平理论认识胡风事件的酿成及教训

胡风和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并无根本的原则分歧。胡风悲剧事件酿成的根本动因和由来是马克思主义对鲁迅文艺传统的两种态度、作风的分歧和对立。具体来说，就是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皂隶式的机械主义”的分歧和对立；坚持、发扬鲁迅文艺思想、文艺传统与疏离这一思想、传统的分歧和对立，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与主观主义学风的分歧和对立。     

精神复仇的两种悖反形式——鲁迅的两篇同名散文《复仇》的另一种解读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两篇以《复仇》命名的同题散文 ,记写的不是以牙还牙的复仇行为 ,而是表达了困境与绝望中的精神报复之意。对那些无聊的看客 ,最好的“复仇”方式就是让他们无戏可看 ,而对那些饮过自己血的人们的无情的“打杀” ,鲁迅则表现出“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绝望。这种充满矛盾与绝望的复仇欲望 ,正是鲁迅当时的精神痛苦和生命体验     

一次奇异的思想合辙——胡适鲁迅对苏俄的态度

一、胡鲁“合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和鲁迅因价值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但，饶有意味的是，就在20年代中后期，对胡适来说是1926年，对鲁迅来讲是1927年，分道扬镳的他们在各自的思想路线图上却意外地出现了“合辙”．即他们一致表现出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趋同．认肯它的制度和政治试验。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贞旬卜辞与殷王朝的年代

贞旬卜辞在甲骨卜辞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类卜辞,数量众多.传世文献中有关殷王朝年代的记载现在看来是不可靠的,应该通过统计与研究甲骨文贞旬卜辞的数目,求得甲骨文的总年数,由此得出殷王朝总年的下限.笔者的研究结果证明,最早的有关记载殷王朝年代的历史文献是有很大问题的,而甲骨卜辞才是可信的研究殷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叛逆的勇士",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及翻译活动产生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鲁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出一条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论李何林先生的学术选择

李何林一以贯之的革命追求,练就了他作为一个“革命人”的不凡“器识”,使他具备了观察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慧眼;未名社这一信息交流平台,给他带来了从事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的绝佳机遇,而鲁迅这一巨大的精神存在,增强了他学术选择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鲁迅图书装帧设计思想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上,鲁迅先生受人们崇敬。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以及文学家,更是第一个倡导图书装帧并在自己的书籍中实践的作家。本文从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时代背景、风格理念、视觉要素以及鲁迅对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等方面作了分析,旨在站在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分析鲁迅图书装帧设计风格理念以及对民族性的继承和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为善何以“可而不能”:荀子论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

荀子在讨论为善问题时,对"可而不能"的现象做了探讨。为了论证"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提出,途之人对仁义法正有"可以知之质"与"可以能之具"。借助亚里士多德有关潜能(energeia)与现实(dunamis)的区分,可以认为,荀子是说途之人具备知与能的潜能而非现实。在荀子那里,"能"作为一种德行,表示实践或行动中已实现或完成者。在解释"圣人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现象时,荀子又提出"可以而不可使"的说法,即人可以为而不为,是因为不肯为,亦即不愿为。这里已涉及道德行为中的意愿或意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无相似。但与后者不同,荀子理解的意志或意愿已不完全是个体主动的自由的选择,而带有某种必然的意味。荀子又认为,人之所以想做好事,是因为性恶,因为事物如果短缺什么,就会自动寻求满足。这个短缺理论让人想到奥古斯丁对恶的解释。站在现代立场,对荀子的短缺论可以提出如下批评:自由意志只是人道德转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道德转化能否成功依赖于道德行为主体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互动,其中亦不乏道德运气的因素。     

四部分类法之起源再辨

从《隋书·经籍志》相关史料的断句、荀勖新簿与郑默《中经》之关系、《北堂书钞》所引两处史料的正确解读、荀勖开创四部分类法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古今书目不录《中经》之原因等六个方面,就四部分类法的起源问题与董恩林先生《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一文进行深入的讨论,进而认为荀勖新簿是一部承袭《中经》所著录图书、又变更了《中经》分类体制的一部全新的目录著作,因此,四部分类法只能是起源于苟勖《晋中经簿》、而非郑默之《中经》。     

"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解

《左传》成公六年载有晋迁都新田时晋公族、重臣们的辩论,多数人主张迁到今运城盆地的“郇、瑕氏之地”,唯独韩厥力主迁往新田(今侯马市西北)。双方都列举了各自的理由,其中主张迁新田的韩厥在申述新田作为都城的理由时有一句话,“有汾、浍以流其恶”。对于“恶”字,杜注及后来的史学著作皆以为是“垢秽”、“污秽骯髒之物”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垃圾。笔者经过细致的辨别与推敲,认为“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当是指因农业收成不好而导致的饥荒之年。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