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山东"十七年"英雄主题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原型剖析

在山东“十七年”的小说中 ,英雄主题的小说创作异常引人注目。山东作家们在经过现代文学漫长的沉寂之后 ,在“十七年”里有异军突起之势。他们塑造的一系列的英雄形象 ,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 ,与当时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有着直接关系 ,但刻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是很明显的 ,即在他们身上隐含着独特的英雄原型。本文对这些隐含的原型作了分类剖析。     

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辨析

朱德发从人类视野探讨了集体英雄与个体英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精神意识深层开掘了集体英雄和个体英雄的灵魂构成,认为英雄既有个性主义意识又有集体主义思想,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王寰鹏认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英雄主义既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又体现了人性的本能,歌颂英雄主义和反思历史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同时存在的价值追求。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时“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李钧从英雄性格入手,比较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天下荒年》这两篇小说的英雄观及其文化哲学的差异。张伟忠通过对《人间正道》和《抉择》中的改革英雄形象的艺术分析,认为他们身上既有对传统君子型英雄人格优秀品质的继承,也有对当代改革英雄品质的发扬光大。改革英雄的人格结构并不全是现代性的,其中还有权威人格和长官意志等传统人格负面因素的残留。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论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审美风格——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中英雄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是一种艺术上的“英雄”,而不同于现实社会历史中的英雄.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是在传奇与崇拜关系中塑造的;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是被置于悲剧和狂欢的交织与映衬中塑造的.     

寓教于乐：十七年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

人们在研究十七年小说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象：十七年小说的主题是政治化的。然而它却拥有众多的读者,哪怕是在今天,它的读者也仍然不少。究中其因．是十七年小说做到了“寓教于乐”。     

英雄缘何不近色 豪杰怎得总无情──论小说类型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妇女观的规定性

英雄缘何不近色豪杰怎得总无情──论小说类型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妇女观的规定性刘书成纵观古代历史小说的演进，始终未能脱出“英雄不近色”的既定模式。《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历史小说的开端和顶峰，奠定了“英雄不近色”的道德基调。刘备关于“兄弟如手足，妻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的文化视角

近代“救亡”主题转变为“启蒙”的文化策略，小说被作为改良民智的渠道，而被利用的小说却在客观上提高了地位，刷新了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尤其是西方小说的译介。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小说的繁荣，拓宽了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以报刊、出版业为载体，以稿酬制度为推动，小说在通俗化和平民化的道路上，实现了其商品化。中国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而主体的这种自觉意识成为中国传统小说观念迈向现代化的直接力量。     

革命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共鸣--略论十七年山东小说的英雄主义主题

十七年时期 ,山东文学呈现了革命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然融合 ,表现平民英雄 ,歌颂平民英雄 ,形成了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小说创作。齐鲁英雄豪杰有别于其他地域的英雄豪杰 ,也是山东作家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区域文化特征。     

明代小说观的跃迁

小说观是指作家对小说文体创作的认识。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绚烂期 ,比较分析《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家的小说观 ,可见作家越来越摆脱史实而走向虚构想象 ,越来越摆脱英雄传奇而走向百姓世俗生活。小说是一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文体。读者的小说观并非和作家的小说观一致     

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同时又具有“民间性”与“反正统性”的特征 ,其文化价值观念以“元叙事”形态和“潜文本”方式被转译为 2 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和创作题旨。这批小说大都采取“英雄传奇”式叙事 ,具有“侠义”母题类型 ,并表现出“江湖乌托邦”境界。     

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民族形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它是新民主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也是苏联文艺“中国化”的过程。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工业建设开始引起中国当代作家的关注。表现工业生活、塑造工人形象成为时代赋予作家的重要使命,炼钢的内容大面积进入文学,形成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分析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可以发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质,可以窥探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纠缠关系以及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审美结构。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     

从集体化叙事到个人化叙事——《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叙事模式比较论

《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所采用的不同叙事方式体现了农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在“十七年”和“新时期”从集体化叙事到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文本结构的安排、“家”意象的讲述来看这一变迁,可以窥见“十七年”到“新时期”对于农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讲述方式的不同。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     

“青年近卫军”:未讲完的故事

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于１９４６年出版。通过这部小说，法捷耶夫把乌克兰克拉斯诺顿市的年轻人地下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业绩呈现在全体苏联人民的面前。《青年近卫军》名扬天下，法捷耶夫也名扬天下。然而，法捷耶夫却没有把这个煤矿城市的“青年近卫军”的故事讲完。所谓没有讲完，那就是这位斯大林宠爱的作家并没有把这支“青年近卫军”的实情都全部讲出来，有的是他只听了一面之词的误差，有的是他曲意逢迎和坚持当时推行的创作路线所决定的。他在书中塑造了英雄，这些英雄团法捷耶夫而得到了英雄称号和荣誉。他在书中鞭挞了叛…     

“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

西方小说由诗发展而来，而中国小说极少用诗去写，但有以诗入小说的传统。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是发展多变的：《三国演义》的诗多用于评论；《水浒传》的诗多用于描写；《金瓶梅》中多用曲辞，多写市井生活；而《红楼梦》中的诗则起着结构小说的重要作用。以诗入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     

论当代陕西文学创作的主流性地位

“主流文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就中国当代文学整体而现，1985年之前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演变而来。“文革”前十七年形成现实主义大一统局面，主流的存在及其垄断性地位显而易见；“文革”中现实主义精神失落，取而代之的是成为政治运动奴婢的伪现实主义文学；新时期以来，以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面恢复为开端，逐渐走向深入，并表现出开放性特征，现实主义再次雄居主流地位，规定和制约着时代文学的总体走向。1985年前后，文学新潮迭起，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空前繁盛和复杂的创新态势，在新潮的挑战中，现实主义…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张振军儒家封建思想对我国占典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牢笼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至明代中期，“泄愤”说的出现。打破了“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