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州度量衡制钱地亩计算单位及方法

清代河州地区的度量衡、制钱、地亩计算单位及方法与内地并不完全一致,如清代河州地区既使用"仓石"仓斗"仓升",又流行当地的"市石"市斗"市升"。在制钱方面,河州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比值,与内地的制钱比值并行不紊。除此之外,清代河州地区地亩计算大多是以下籽量的多少为单位,而不是以"亩"为单位。     

历代象形研究综述

宋元明时期的象形研究可以郑樵为代表,他从不同的角度把象形分为十种、六象、两兼类。清代学者王筠、朱骏声、郑知同等沿袭了郑樵的分类方法;段玉裁把象形分为独体象形与合体象形两大类,这是按照象形字的形体结构所进行的分类,从而改变了宋元明学者按照意义类属分类的方法。现代学者大多把象形字分为两类,或曰独体象形与合体象形,或曰纯体象形与复体象形,或曰象形正例与象形变例。     

不同群体的城镇居民耕地保护意识的实证研究

耕地不仅能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更为公众提供了大量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非生产性功能。耕地保护作为一个公众目标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其社会化扶持也成为国际上不少国家的惯例。作为我国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城镇居民,也对我国耕地保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在江西、河北、湖北、山东、陕西、浙江、云南、吉林8个省区开展的“公众耕地保护意识”专项调研所获取的1165个城镇居民问卷样本,按照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经济收入等因素对其耕地保护意识进行分析,总结不同群体的城镇居民耕地保护意识,旨在为政府提高广大城镇居民耕地保护意识提供政策性建议。     

清代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燕齐地亩”

清代天山南部的“燕齐”制度与蒙元时期高昌畏兀儿地区ind jü(引者)制度有历史继承性,有相同之处。“燕齐”制度可从“燕齐地亩”与“燕齐农民”两方面来考察。文章主要探讨了燕齐地亩的相关问题。     

从模型理论视角看针灸之气

模型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模型与针灸之气结合的尝试尚少见。概述模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区分理想化模型与虚构模型,在梳理针灸之气的概念认识与现代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将针灸之气视为模型的可能及其类属,并与易混概念“以太”进行辨析。     

清代书院训诂教育的缘由探析

清代是继汉代以后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中的又一巅峰时期。清代语言学的光彩夺目与清代众多书院的小学教育密不可分。训诂教育是清代书院小学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一些书院通过训诂教育,为生徒通经夯实基础,而通经往往是为了明道或致用,为国家培养实才服务。在科举背景下,良好的训诂基础有利于写作科举文尤其是八股文,能够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清代书院类型多样,各种类型的书院在训诂教育的缘由上往往有别,对训诂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汉学书院是训诂教育的中坚力量,这类书院为清代训诂学乃至清代考证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移民与文化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成为当时移民大潮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山东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和迁入,不仅对山东区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当地文化风貌的重大变迁。其中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发展流变及其地位的升降变迁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冲击引发儒学传统的衰落。(二)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北方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促进了佛教在山东地区的蓬勃发展。(三)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兴起,使道教的发展较之佛教的发展相形见绌。     

概念合成理论模型中的类属空间:阐释与再理解

概念合成理论模型通过对话语信息的在线处理过程进行实验和分析,解释语义的表达、理解和管理。大量研究对此模型的具体操作过程进行了阐释、完善乃至批判。其中,对类属空间的构建、作用机制与意义进行了许多讨论。笔者分析了类属空间的实质,把类属空间理解为动态的、心理真实性的神经心理信息连接过程,以期证明类属空间的存在必然性,进而完善概念合成模型。     

安乐死的分类研究

安乐死依据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本文以安乐死的分类为出发点 ,通过对目前相关论文的分析 ,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误解和不足 ,认为应该注意区分自愿安乐死与协助自杀 ,应强调对非自愿安乐死的研究 ,目的是希望今后的争论更具有针对性、研究更为深入。     

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经历了从较为简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并且呈现出严密性、层级性和严厉性的特点。但是,我国现行毒品犯罪刑事立法在类型化方面主要存在类属划分混乱、对象区分不一、行为类型缺漏、再犯规定欠妥等缺陷。有鉴于此,可重点考虑借助类型化的方法,有针对性地从重新划分类属、合理区分对象、增设行为类型、删除再犯规定等方面予以完善。     

晚清田赋负担水平若干问题的考察

晚清时期,政府统计的田赋收入由约0.3亿两渐增至0.5亿两,而实际征收的田赋估计要增加1倍。与此同时,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农业产值也有明显的增长,清末实际征收的田赋额尚不到农业产值的3%。从这一角度看,田赋负担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由于耕地占有不均,大量的农业剩余为封建地主所有。此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减少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晚清田赋实际负担水平较清代前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     

国家权力干预下的妥协：咸同年间沛铜湖田案中的利益博弈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山东巨野、郓城移民进入苏北沛铜地区因自然灾害形成的“湖田”荒地,他们的占地行为很快得到基层官府的承认。在官府的支持鼓励和士绅的具体运作下,他们还形成了自我组织、自我保卫的社会力量。当地原住民回归后,移民与原住民的冲突不断升级,基层官府对此一筹莫展。湖田案最终在钦差大臣曾国藩带有诸多妥协性的干预下才趋于终止。它的产生、发展和平息体现传统社会基层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基层官府和乡村社会能够在日常事务中合作共生,重大危机的解决则有赖于高层政治权力的介入。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为例

通过对《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的分析,认为：清代女诗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由苏南和浙北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从总体格局来看,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从南方向北方递减的特征;从各省中心分布点来看,则可分为首府中心型和名府中心型两种。地域分布的南北失衡是宋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和教育重心南移的必然结果;出身并生长于官宦之家是女诗人生成的重要条件,因而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分布大致与进士群体的分布成正比。     

清代山东对琉球飘风难民的救助和抚恤

清代中琉封贡关系非常密切,除了官方的使节往来和朝贡贸易之外,双方的海难救助与抚恤也是重要内容。北至奉天,南至广东,都有琉球飘风难民所至,其中以福建、浙江为主。山东省虽然离琉球较远,但是对琉球飘风难民的救助和抚恤却不逊于其他省份。研究山东对琉球飘风难民的救助与抚恤,能够深化对我们对飘风难民问题的研究。同时,在中琉关系上,山东并非中心区域,对山东与琉球关系的考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认识中琉关系。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清末留学生与山东现代教育的早期发展

山东的留学教育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在清末留日热潮中,山东约有600名官费及自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是清末北方的留日大省。山东留日生回国后,一方面积极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参与辛亥革命,促进山东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为现代教育在山东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引进和移植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观念和教育教学方法,为山东现代教育的早期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清代社会发展对森林的影响

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缔造了繁荣富裕的“康乾盛世”,但也造成了人口的急速膨胀和农垦的迅速扩张,森林面积大为缩减。同时,战争和建筑业、手工业的发展都严重消耗了森林资源。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

通过对有关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清代、民国方志资料以及其他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得出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主观的人为条件的影响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地域范围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并且每次变动的幅度,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较前次为大,从而引发三次较大规模的伙盘地地域范围的勘定。而汉族移民的不断北迁,伙盘地范围的不断扩展,成为民国时期陕西和绥远行政区划纠纷的潜在原因,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建国后陕西省界勘定的主要驱动力因素之一。     

清代四川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以水土流失问题为中心

明末清初,四川荆榛遍布,虎患甚烈。人们不得不大量减少天然植被,消除虎患,生态环境由此发生了明显变化。清中后期,四川农民加大力度垦辟丘陵、山地,这是增加耕地的重要途径,也是水土流失的主要成因。水土流失危害较大,不仅有损本省膏腴,而且贻害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清代四川农民在保持水土方面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力度尚嫌不够。历史的启示是严正的:掠夺式经营方式必须禁止,可持续的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