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在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及展望

重大流行病疫情都具备范围广、跨区域、全社会、全球性等重要特征,流行病疫情的全要素、全过程管理可以充分发挥现代大数据数字技术功能。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例,论述了大数据在支持临床诊疗持续改进、支持病毒溯源与分析、支撑流行病学调查与诊断、精准监测和研判疫情、有效排查疫情、远程医疗诊疗、准确预警疫情等疫情防控全过程中的应用,提出了大数据助力疫情期形势综合研判、构建适应于国家到社区“六级”联防控体管理决策系统、疫情期间科学化和精准化社会治理、AI智能创新医疗产品、智慧医疗行业和疫情后期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方面的创新和应用,分析大数据在重大疫情防控应用方面存在的数据准确性、数据割裂、数据公开与隐私保护不足等问题。     

探渊与防治：疫情突发背景下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分析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冠病毒广泛传播,随之出现的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社会舆论,干扰了社会各界抗疫工作的正常开展。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的变化都对虚假信息的滋生和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疫情期间的信息泛滥乱象清本溯源,有助于社交媒体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并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舆情方面的正确引导。而要根治信息流行病,需要在溯源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信息公开透明度,规范社交媒体传播秩序,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养。     

基层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工作机制研究——以河南省X村春节防疫为例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与居民的日常联系最为紧密,负责开展居民日常工作。基层社区在组织开展自2020年出现、爆发并持续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基层社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机制主要从机构组织、群众参与、资源保障等方面来确保居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当然,基层社区的工作机制与大城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以河南省X村春节疫情防控为例,来探究基层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疫情防控中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逻辑、机制与优化策略

基层应急社会动员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社会治理调档切换至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加强和完善基层应急社会动员体系和机制建设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和重大疫情防控的内在要求。基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场景,对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现实逻辑进行阐释与解读,对其工作机制与运作模式进行探索与梳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多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层应急动员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完善优化策略,以期为基层应急社会动员的深入研究以及指导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借鉴。     

新冠疫情下我国疫情防控的治理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各级政府采取科学决策、精准防控、统筹推进的积极治理措施,取得了抗疫保卫战的阶段性胜利。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也暴露了应急管理各环节中的诸多短板和不足。鉴于此,为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必要针对问题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在应对突发疾疫防控预警网络、疾疫防控救疗体系及辅助平台等方面开展针对性的建设,从而实现由单一向综合的疾疫治理模式转变,最终为疫情防控建造一道道严密的防火墙。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地方性知识与现代专业知识的结合——一个傣族村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基于一个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田野考察,收集西双版纳各级政府、防疫部门及普通民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威胁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从中观察傣族民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相关认知、行为和心理反应,揭示在此次抗击疫情的实践中,从疫情危机中孕育焕发的集体生存意识以及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流行病防控专业知识相结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从人类学视角对边疆民族地区应对这一重大疫情危机的过程进行考察,从而提供有价值的民族志文本。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完善研究

应急行政征用在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时也会限制、剥夺公民权利,故其补偿环节尤为重要.明确征用与补偿是研究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前提:征收与征用分别限制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口罩等易消耗品因征用行为而丧失财产价值,符合征收概念;在应急行政征用语境下,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现行应急行政征用立法文本及司法实践显示,我国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补偿责任主体不清、程序匮乏及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应结合域外法治经验,首先在法律层面统一规范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再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补偿责任主体、程序、标准等具体事项.     

关于科普、科学和科学素养

科普、科学和科学素养是科学文化时代重要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实践内容,对一个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个体的综合素质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正确诠释与理解它们的内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论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进行个人信息共享,是对疫情状况进行研判预测的前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存在信息获取内容的非必要性、信息获取主体的非授权性、信息登记传播的非隐私性、信息获取使用的非程序性以及信息泄露侵权风险.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获取应该遵循程序法定原则,认定只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机构才能收集个人信息,获取信息内容应当以必要性为原则,获取过程需要遵循告知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中,应符合目的性原则,实现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对于重大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的侵权问题,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相关主体的补充责任、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实现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的依法保护.     

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分析及防控机制的构建

科研不端行为是指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文章在论述科研不端行为属"法律问题"性质的同时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形成从利益、道德、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期找寻出产生科研不端行为的根本原因。通过对产生科研不端行为原因的分析,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完善国内相关制度入手,对如何防控科研不端行为进行了制度上的思考。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经济法宏观调控原理——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文章以组织社会学为分析视角,探讨了疫情防控背景下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组织原理和实施策略。经济法宏观调控遵循“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的调控范式,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组织运行过程。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经济法宏观调控实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复产复工政策与行政体制环境和市场技术环境进行互动,从而获得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认可。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构成了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组织基础。针对疫情防控的特点,经济法宏观调控应实行行政组织主导的整体型调控,对企业组织面临的生产经营困境做出积极回应,并在调控中遵循组织运行的比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