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曾炘《邴庐日记》的两个版本及其价值

郭曾炘去世前两年所撰的《邴庐日记》稿本已不得见,今有最接近原稿的抄本和其子郭则沄整理的家集刻本。二者差异明显,时间上抄本在前而家集刻本在后,内容上二者互有增损改益,因家集刻本删汰、省略过重,故七卷抄本在卷帙、字数上远超过二卷的家集刻本。     

我国最大的写本类书──《永乐大典》

明代永乐年间纂修的《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一部写本类书．所谓写本类书，是指既不是刻本，又不是稿本，也不是据其它版本录写的抄本，而是一成书即为手写形成的类书．《永乐大典》这部巨大的写本类书，八开本，装帧华丽，黄绫面，硬包背装．朱色的版框界行，朱色的句读，墨笔正文．引用的书名全部用醒目的红字标出，字迹工整．我们可从中华书局照原书影印的卷二千三百四十五至二千三百四十七“乌字目”一册窥见到《永乐大典》的原貌。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由明代翰林学上解结等主…     

《焦循诗文集》点校拾误

广陵书社出版的新编《焦循诗文集》合并焦循诗文著述十种,为焦循和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基础文献。鉴于整理点校对象多稿本、抄本,不免有种种版本烦难之处,点校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文章掇拾57条加以辨析,以就教于点校者及方家。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辨伪

1959年发现的《红楼梦稿》,为杨继振在光绪年间所伪造。它既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稿本”,更不是程伟元、高鹗修改过程中的稿本或付刻的底稿。梦稿本偶尔抄入的批语,证明胡适后来认定的有批语的抄本才是“真本”、“原本”的标准,是不能成立的。脂本中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的批语,也因此获得检验其真实性的参照系。     

《聊斋志异》是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吗?——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章培恒同志先后写了两篇文章,提出许多原则性意见①。他通过对现存半部的《聊斋志异》原稿与铸雪斋抄本的对勘,推断出全书八册,每册一卷,並指出了各册的起讫篇目②,还根据一些作品标明的故事发生时间,指出:“此书的写作,前后共四十余年。”这些无疑都是对的。唯坚持认定:“《志异》诸篇系按写作先后排列”;“从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看,凡有写作年代可考的作品,皆先写的排列在前,晚写的排列在后,而绝没有相反的情况”;“而且在各册稿本之间亦各有其写作年代上的断限”。这一论     

《绿野仙踪》版本、作者再证

《绿野仙踪》版本分抄本和刻本两个系统,抄本一百回,刻本八十回。刻本晚于抄本。刻本是以现存之两种百回抄本中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删改而成的。作者李百川敢于在书中讥刺当朝皇帝,具有无畏的勇气和反封建的思想。     

客寓清江浦：日记所见晚清画家游幕现象考论

个人日记具有较强的真实性，接近人物的生活状态，因而颇具文献价值，也愈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未著撰者的《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日记、二十九年己酉日记》(手稿本，一册)，作者当为客寓清江浦的河官、浙江平湖人黄荫亭。这部日记记载了运河重镇清江浦的城镇商业、习俗风气与交通方式，可补清江浦历史文献之不足。黄荫亭本人是一位画家，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量与画家交往的史实，为研究画家游幕提供了典型案例。结合《墨林今话续编》中的记载，可以见出清江浦在清代后期中国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孟东野诗集》校勘商榷

唐诗名集《孟东野诗集》自宋敏求编订至今，历代传本总计近30种①，讹传甚多。1959年人民出版社曾以明杨一清刻本为底本校订、出版。因当时一些善本尚未访知（如北宋刻本、汲古阁影家精抄本、明初抄本等），加之校勘者欠加“本校”，致使该校本遗漏了不少说误。在遵照国家古籍整理规划组关于“重校孟集意见”的十多年研究中。笔者以访得十多种罕见善本对勘发现为1959年母校本所遗漏的础误计百条。本文先举出十条。1、“每苔”系“莓苔”之误卷六《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商龄每苔滑，石板上下频”。句中“每苔”二字除扬一清刻本和汲古…     

试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的稿本性质及曹雪芹真迹的发现

一九五九年发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简称《梦稿本》)是一部手写的百廿回《红楼梦》稿本,每十回一册,装订成十二大册。内中有些册的首页及末页破损相当严重,四十一至五十回原稿又完全佚失。收藏者杨继振根据摆字本补抄了十回另十九页半之多。补抄部分与原文相接处盖有杨氏印信,以示区别。这样严重的破损,应当是由于《梦稿本》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翻阅的遍数过多所致。《梦稿本》的大多数章回,都没有被重新誊清过,许多章节字迹流畅而潦草,保留着涂改增删的原始痕迹。《梦稿本》的出现,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红学界的极大兴趣。一九六二年范宁先生便为它写了长篇的跋文,附在《梦稿本》的影印本之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上海古籍出     

稀见齐鲁文献叙录

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文化的精粹。齐鲁文献是齐鲁文化的物质载体 ,而稿本则是作者亲手书写的著作原稿 ,直接承载了作者写作的整个思想脉络 ,反映了作者书写手迹 ,版本价值极高 ,而且保存不易 ;抄本是根据底本传录而成的副本 ,书法工整 ,文字内容舛误较少 ,有些未曾刊刻过的书的抄本 ,同样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笔者将平日积累的资料略加整理 ,撰成此文 ,将深藏于山东师大图书馆中的齐鲁罕稀文献 ,披露于此 ,供研究齐鲁文化者参考。少鹤山人评古诗十九首　并诸家拟作　清李宪乔撰　稿本　 1册稿本字数、行数不一 ,无…     

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出土刻本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大量出土刻本残页的存在,说明伴随“丝绸之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条以传播刻本为主的“书籍之路”。黑水城出土的一组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黑水城出土《初学记》与日藏南宋本《初学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版本关系,前者的刊刻地点应为福建建阳,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在南宋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宋元时期由江南通往塞外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形成过程是中原文明向西域地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之路”在西域华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蒙求》刻本

应县木塔秘藏中发现的辽代雕版印刷书籍《蒙求》为现存最早的《蒙求》刻本,保存了《蒙求》正文的大部分内容,并附有《音义》,均为敦煌出土《蒙求》抄本所缺内容,与传世补注本也多有不同,更接近李瀚《蒙求》的原貌,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校勘价值。     

明清佛山木版印刷初探

佛山木版印刷源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清初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从清代中叶起,佛山和广州、潮州一道,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在以往对佛山木版印刷研究基础上,发掘历史资料,考察访谈印刷遗迹和印刷艺人,对比分析木版印刷制品,可以发现,佛山木版印刷地位的形成,是和明清时期佛山对木版印刷的现实需求、良好的手工业环境和商业环境分不开的。     

“易”以贯之——试论明儒孙应鳌工夫论的易学资源

作为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孙应鳌的易学思想以阳明心学为其核心。孙氏在构建其心学体系的过程中对于易学的借鉴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以心解《易》、以《易》证心的双向诠释中。在孙氏的易学体系中,易即是一,一则无物不有、无道不涵,理学世界中诸如“性”“命”“神”“理”等核心概念,都被统摄于易道之中。因此,对于儒家性命之理不仅应“一以贯之”,也应当“易以贯之”。这一点也充分展开于孙应鳌以《周易》经传为思想资源构建的“慎独”工夫论中。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易学

中国古代易学就其诠释特色而言,可以分“筮术”易学、“道术”易学、“象数”易学、“图数”易学和“无言”易学。五种诠释特色下的易学,形式上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不同学派,本质上却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刻性,以及由此深刻性带来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巨大潜力。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于它的诠释,曾经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发掘传统易学的时代内涵,构建新的易学诠释体系,必将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

古籍印数关系到传统雕版印刷的技术特性、书籍产量、市场大小、生产周期、生产经营模式、流通状况等方面。关于雕版书籍印数的中文史料记载颇不一致,显示了雕版印数问题的复杂性。而明清时期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雕版印刷书籍印数也有一些比较详细、系统的记述,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证数据。雕版印数问题的复杂性源于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技术特性。雕版印数可分为单次印数与最大印数。雕版书单次印数取决于技术因素和实际需求,普遍在数十、数百部之间。影响雕版印刷最大印数的因素有材质、环境、刊印技术、质量要求等等,印数极限可至万部以上。通过雕版印数可观察传统雕版印刷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雕版印刷的生产周期比较长,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版者没有可能、也无必要在短时间内使书版达到印数极限,中国古籍的单次实际印数一般都十分有限。     

道经词语“蔼沬”“乙密”语义考辨

“蔼沬”一词,道教文献中注解有两处,让人莫衷一是。原因在于文献中“沬”与“沫”写法上的混同,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我们认为“蔼沬”释为“昏暗貌”更为恰当。“乙密”一词,许多学者做过讨论。结合道教文献用例,可以确定“乙密”是“乙”与“密”构成的同义复合词,表“精微,隐密”之义。     

前五四时期女性期刊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创作

近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属于女性古典文学叙事向现代文学叙事的过渡类型,以大量的创作传记、日记、书信形式散见于近代女性期刊中,其中尤以易瑜的《髫龄梦影》、赵璧如的《赵璧如女士日记滕稿》为代表,区别于近代女权小说受男权意识形态指导的“回响”状态,具有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还原女性自我生活历史的特征,这种内倾型立场与选择恰与五四女性作家群创作相贯通,成为了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声。     

《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生成“三论”

《周易》是一部讲生命哲学之书,“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本是《复卦·彖辞》中的一句话,“天地之心”一词在《周易》中只出现一次。还有一个词那就是“仁”字,“以下仁”,也在《复》卦出现。“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天地之心”就是“仁”,就是“生”。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学就是“仁本体论”。对“生”问题视域的展开,《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这是宇宙生成论的诞生地和秘密。宇宙生生不息而有秩序,“中和之道”是宇宙生生不息所遵循的“生生之德”,即规律。人生于天地之间,作为“三才之道”之一,理应维护这个秩序,忧患这个秩序被破坏,“吉凶与民同患”,这是人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也是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为什么是“五四”？为什么是《狂人日记》？——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辩

社会形态的转型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当物态的现代交通、现代邮政、现代通信、现代印刷在鸦片战争以后纷纷出现,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报纸、印书馆、高等教育、文学期刊乃至国家政体也迅速转型的时期,文学领域的变化不可能迟缓到“五四”,迟缓到《狂人日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应该有更早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