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循对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影响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治戏曲,深受焦循多方面积极影响。从指导思想看,焦循“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进步的文艺发展史观,给予王国维深刻影响与启迪,成为其珍视元曲而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权威性不朽之作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力;从戏曲流派观点看,王国维主张戏剧摹绘真情实景,“字字本色”,反对雕琢、虚伪,崇尚“自然”、“意境”,是在焦氏为代表的清中期以来“本色”论派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从审美价值取向看,王国维推重立足世界文学之林极富悲剧意义的元曲杰作,鄙薄大团圆格套,与焦氏审美观一脉相承;从戏曲研究方法看,王国维娴熟掌握了朴学大师焦循以考据学治戏曲之术,并与西学逻辑推演相互影响、制约,完美结合。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巨大成功,多得力于焦循,又有明显的拓展和超越。     

王国维的“真”与“浑”──《人间词话》读札

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见《人间词话附录·人间词乙稿序》，以下简称《乙稿序》）王氏认为，衡量境界有无的标准是“真”，而衡量意境深浅的标准是“浑”。下面就对王国维衡量境界有无深浅的这两个标准谈些看法。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云；“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作品中怎样的景物才称得上是“真景物”呢？依王国维，“真景物”的标准有二条：第一，作品中所描绘的景物必须真切鲜明，富于直观性，即王氏所说的“不隔”。何谓“不隔”？“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对叶嘉莹"境界说"批评之批评

叶嘉莹先生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了深刻的阐发。在叶氏看来,有境界的作品是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以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叶先生以“兴发感动”来标举境界说的独特内涵,但是她又认为境界、神韵、兴趣没有什么区别,这使她的立论有两相龃龉之嫌。其实,对“真”的诉求贯穿着王国维的哲学观、美学观和文学观,并自然而然的影响和决定着他的词学观。只有从真的文学、美学和哲学三个维度考诸王氏的境界说,才能有效地解释王氏何以认为境界乃“探其本”。叶先生对境界说的理解只是领会了境界作为“感受之真”的第一层含义,对境界之真的美学之维和哲学之维,叶先生未能作出深刻的认识。     

王国维“境界”论辨识——兼谈“境界”与“意境”之别

应当承认,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对王国维“境界”理论的探讨是重视的,取得的成就也着实令人欣喜。然而,在这些可喜的研究中,却存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过失,即把“境界”与“意境”混用的现象。造成这一过失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人们并不了解王国维“境界”说     

意境不是诗歌的最高追求——兼论“神”及艺术的伟大

王国维《人间词话》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后面则是诗词合论。《宋元戏曲考》又云:“元剧最佳之处,……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显然,王国维论诗词曲均是以境界(或意境)为最上的。不过,这跟着就产生一个问题,就说诗吧,如小李社,大概谁也不否认其诗有意境,然而,同有意境,小李杜为何不如李杜?只谈意境为最上,是说不清这个区别的。     

从巴赫金与王国维的作品看作者的地位问题

20世纪20年代以来,作者这一因素在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中逐渐受到轻视。研究者与评论者对作者的声音在作品中出现的必要性与作品完全独立的可能性产生了疑虑。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和王国维的境界说为例,可以看到,主人公按照性格发展的逻辑体现出充分的自由性,但这种自由性仍然取决于作家对现实的把握;而对作者超然于作品之外的“无我之境”的赞美也不得不承认作者对作品的驾驭之功。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意境”说刍议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拈出＂意境＂一词,以之论元剧之美。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历来学术界争论较多,但基本观点偏重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王国维所论元剧＂意境＂之美则侧重于表现戏剧情景逼真、语言质朴、自然通俗、落尽铅华之美。王国维慧眼独具发现了元剧之意境美,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别样之美,从而奠定了元剧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超然心灵话文学——解读王国维之《文学小言》

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虽身处文化认同混乱之时代、新旧文学交替之际,但他以一个文人特有的执著和超然之心,为中国文学献出了一己之力.通过短而精的<文学小言>17则,王国维明确阐述了他的非功利文学观、天才说、游戏说等一系列相关的文学观点,表明了他对现实社会文学的不满和对非功利真文学的追求.本文从王国维文学观的几个角度出发,对<文学小言>17则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     

王国维“意境”说我见

“意境”,是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审美内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过程。王国维,则是这一概念内涵明确化和规范化的集大成者。他对“意境”的内涵把握及对具体作品的审美分析评价中关于“意境”的探究,表现出他对“意境”的认识,突破了前人,达到了一个高层次。唐代王昌龄《诗格》称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可算是最早在诗论专著中提出“意境”这个概念的。但这里的“意境”并非一个独立的专门术语,其与“物境”、“情境”相提并论,便可知王昌龄心目中的“意境”,与今天作为文学批评特定审美概念的“意境”内涵不尽相同,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意境”,实际上是包容着“物境”和“情境”的。王昌龄的“意境”说,应该是中国古代“意境”说的滥觞。     

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三个概念探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从“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三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境界说，其中“境界”是“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诗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则是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说的，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方面。     

龚自珍与王国维文脉承续一见

龚自珍的诗词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其身当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其所承载的内心世界和试图担荷的历史责任交叉甚至矛盾地共存着。王国维《静庵藏书目》记有六本《龚定庵全集》,其对龚自珍文学、学术思想的涵泳应是情理中事。以龚自珍对王国维的影响为基本线索,从两者共同大量使用"人间"一词,揭示了王国维可能的语源所在及其两者的思想差异;龚自珍的尊情与王国维境界说所强调的真景物与真感情的自然表达之间,有着明显的理论呼应;龚自珍对"完"的解读其实正是王国维解读屈原作品的基本准则;在王国维接受龚自珍的若干思想中,曾校辑《定庵文集》、编撰《定庵先生年谱》的吴昌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王国维身上,可以大致窥见龚自珍对于20世纪诗词创作和诗学思想影响之一斑。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转型及其历史境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为例

本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1895－1913）为例,讨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境遇性问题。文章的枢纽是王国维1913年为自己的《宋元戏曲史》所作的判语：“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这句话后来被普遍认为标志了中国戏曲研究新阶段的开端,即所谓戏曲研究的现代化转型的开端。本文围绕着此言之所出的相关历史过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节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机制变化之一端：报刊出版对学术思想与交流的日益显著的影响。对这个机制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国维戏曲观的前后变化。同时,王国维本人对当时学术景观的变化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第二节即就此展开论述,并重点阐发王国维早期学术思想中的“世界学术”观。第三节讨论京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进展及其戏曲研究的权威性的形成,认为：在王国维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学术交流条件下与世界进行对话、并致力于一种“世界学术”的建设时,他在1910年代的遭遇却说明,域外的学术界却在寻找一种中国本土的声音和学术权威。而这种寻找,成为对他的戏曲研究进行学术定位的关键。     

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

屈原的思想、精神对于王充产生了相当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对天、天道的看法上 ,对人德行的评价上 ,博学兼容、主体自觉的精神上 ,对时弊的揭露、批判精神上。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影响对王充思想的形成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王充承上启下的作用 ,使屈原精神在浙东学术中得以发扬光大     

MAIN ABSTRACTS

008 Study of Poe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Poor Guangmu in,Zaju of the Yuan Dtynasty YAO Chong-B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tze University ,]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There does exist poor GUANGMU（plotting） as Wang Guowei asserted. Any self-defense or constant criticism is not sensible, but making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rom an appropriate perspective is the key to the issue. As Chinese drama takes quas fundamenlal,it is natural that emotion is more emphasized than the story itself in traditional narrative literature when appreciating dramas. Audiences a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dramas at the level of emotion,thus resulting in strong poet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arration of Zaju of the Yuan l）y nasty. Drama elements like GUANGMU and scene, however,are only ways of expressing emotion. Thus, they deserve little attention, bul the true and rich emotions are the main focuses.     

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学者三泽铃尔称＂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的＂屈原否定论＂一出,即在我国楚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大多从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容否定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本文舍却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从约伯和《离骚》抒情主人公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角度出发,对两篇巨著的主题进行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屈苏叠音词之比较

通过对屈苏叠音词在创造意境、描绘性状、描摹声音、叙述真挚深沉的情感、形成诗章的韵律美和修辞美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屈原为中国文学之圣人,而苏轼则算是文学大家。     

郁郁然与骚人同风--浅论张九龄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以高尚的人格形象与杰出的诗歌成就,深深影响、感召着后代文人.初盛唐的张九龄由于人格理想、自身遭遇与屈原极为相似,在作人、作文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屈原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张九龄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使自己的品行人格与屈原互见,诗文取得独特的艺术成就,且为王维、李白等人学习楚骚开启了道路,成为诗歌美学史上重要的中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