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政策有效执行和整体性治理的分析

从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入手的“放管服”改革，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当前地方政府的改革在“放”的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但却面临着如何在“放”的基础上做好“管服”的挑战。导致挑战的原因在于政策执行环境存在制约因素，行政权力结构调整滞后，政策执行信息传递效率不高，执行人员的素质能力、激励方式和执行资源有待完善。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和要求进行积极应对。     

“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其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践探索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放管服"改革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论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2015—2020年31个省级政府影响"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单因素回归模型中内部因素财政资源对"放管服"改革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但在综合模型中较为显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在单因素回归分析中大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合模型中则不显著为正,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外部影响因素中领导者学历因素、府际竞争、中央压力、认知压力都对政策的创新扩散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府际竞争、中央压力因素是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府际学习中的领导者年龄因素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在单因素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综合模型中不显著为正,对影响"放管服"改革创新扩散的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高等院校二级学院教学管理PDCA循环模式研究——以二级学院“教学管理队伍松散”问题为例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管理面临诸多挑战,教育教学改革步入“深水区”。高等院校管理制度机制亟待引入科学的管理理念、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因此,高等院校将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的PDCA循环模式融入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管理的多维诉求是：树立教育质量意识,提升教学管理效率;创新教学管理模式,实现教学闭环管理;注重教学评价总结,创新服务制度设计。以“二级学院教学管理队伍松散”问题为例,分析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推进“放管服”改革出现瓶颈,民主化教学管理程度低;依旧存在制约教育管理的顽疾,教学制度建设能力不足;提升教学质量存在障碍,质量监控系统运行不畅;教学改革缺乏动力。因此,运用PDCA循环模型制定了具体解决方案：探讨如何执行、检查、总结和处理教学管理问题,旨在完善二级学院教学管理模式,提高教学管理效率,从而提升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治理能力。     

论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本文论述了联邦德国政府在维利·勃兰特执政期间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新东方政策，阐明了该政策“新”在何处，论述了出台该政策的国内外背景，该政策对当时的东西方关系的影响以及它在启动东西德和平统一进程中的开创作用；同时对维利·勃兰特个人在制定和执行该政策方面的作用也给以评价。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治理的现状反思与优化空间——基于权力要素与教师感知的视角

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的现实要求。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要准确把握当前高等教育的形势变化，洞察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互动与协同的境遇。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探讨了我国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配置结构、运行方式、监督与制约状况以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政策供给与执行状况等问题。在对大学治理现实状况描述基础上，大学治理的优化路径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并助推大学内涵式发展、引入多元权力主体并探寻教授治学的实践路径，同时发挥民主管理与监督的作用和推动大学的智慧化治理，从而稳步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贴心之举为营商环境加码 从数字中感受江苏“放管服”改革的温度

正给群众办事"扬帆",为营商环境"护航"。近年来,"放管服"改革越来越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市场主体"青山常在、生机盎然"的一枚"定海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3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南京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时也指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化涉企审批,完善公正监管,优化经常性政务服务。     

农村环境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职能、职责,既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责任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历史视角梳理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演进历程之后,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农村环境管理中的主要角色定位,并提出中国政府在农村环境管理发挥作用的未来导向：政府应继续充当“掌舵人”角色,进行权力“松绑”;还权于市场,放活农村环境市场“无形之手”;还权于社会,尤其强化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自治之手”。     

“放管服”政策下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现状及提升途径

在“放管服”政策形势下,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在政策把控、制度制定、预算管理、经费使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政策效果,也影响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厘清政策、建立健全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加强项目日常管理和推进信息化建设等提升途径,以期规范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充分释放“放管服”政策红利。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评析

[提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不断解放思想，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年锐意创新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和治国理政经验。本文基于系统整体视角，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制-规范-认知”三维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权的数量变迁趋势、高频词变化特征等进行分析，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演化历程划分为以精简事权为主的迅速推进期、以规范事权为主的间断过渡期、以事权类别调整为主的重心转变期、以“放管服”结合为主的系统改革期四个阶段，并根据三维制度环境分析框架阐释其演化逻辑，发现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具有政府职能转变“一条主线”，权力格局重塑与治理效能提升“两个统筹”，创新制度环境与深化改革双向互动的特征，为进一步优化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推动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最多跑一次”改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创新运动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我国“放管服”改革的一大创新，但是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知。步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政府改革的指导原则。在公共行政实践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沟通，表征了政府对人民服务效能的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承诺，克服了政府本身的“索取”欲望。在公共行政理论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试图融合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长期争论，兼顾政治与行政、公平与效率、私利与公利的二元价值。要巩固和升华改革成果，让“中国话语”在公共行政领域落地生根，仍需探索“以人民为中心”与“以领导为中心”、依法治理与柔性治理、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视角

＂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代表的地方层级体制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遭遇了不少难题,制约了改革的持续推进。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分析改革持续推进面临的难题与对策,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界限明确、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建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责、权能分工体系,以及建立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合作机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系行政对政府政策运行影响分析——以泰安地区民办教师政策运行为例

人际关系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就会产生关系行政。政府政策运行活动作为政治行为的一种，难免深陷“人情陷阱”。根据对泰安地区民办教师政策运行过程的研究分析和对近年针对民办教师“转正”“清退”等政策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在现代社会，个人或团体为维护自身利益,破坏正常的政策约束，严重情况下，关系的影响力甚至将强于政策本身影响力。通过关系行政对政府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为政府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执行探寻合理思路以及高效的途径。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托育改革新举措及启示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面临着托育市场化变革风险、多层级政府管理体制弊端、高质量早期教育国际化推动,开始了新一轮的托育改革。此轮改革通过扩大资源供给、加强财政补贴、出台国家质量标准、实施人员发展战略来确保托育服务的可获得、能负担、高质量。当地托育政策以社会发展为前提,加强政府的管理和引导,注重政策制定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坚持弱势优先原则,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彰显政策定位的全纳性和公平性;以“去家庭化”为取向,多筹财政支持并举,满足家长的个性化需求;以质量评价为支撑,发挥监管的激励效用,保障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我国加速推进0-3岁婴幼儿托育事业发展提供借鉴。新时期,我国政府应坚持托育服务的公益普惠原则,完善管理体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优化督导评估制度,促进托育服务质量提升;健全培养培训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大部制”改革对消解政策执行阻滞的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一届人大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大部制改革方案，正式启动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图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从纵向政府间层级关系、横向政府职能配置、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分离等方面对大部制改革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进行了剖析，以期能够对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效率的提高有所助益。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至关重要。首先,从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信息源、层级制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传递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影响进行分析;其次,以上述影响机理为据,在政府可通过缩减控制幅度成立专门信息管理机构强化信息的搜集、传递与政策执行的前提假设下,基于塔洛克的等级歪曲模式,构建涵盖互联网信息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模型;随后,对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通过把控信息源,或者通过网络信息及网民舆论监控政府委托代理层级中的信息传递“倒逼”各级政府部门尽可能地客观真实传递公共政策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可以通过协调委托代理层级与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控制幅度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最后,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发展·改革·稳定”与“四个坚持”——邓小平“三位一体”思想论纲

“发展·改革·稳定”与“四个坚持”的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思想.在“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位中,“发展”是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是三位中的第一阶段,发展是目的、是中心;“改革”是“发展”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它是三位中的第二阶段;“稳定”是在中国“发展”、“改革”的前提、条件和保证,更是在中国“发展”、“改革”的目标和归宿,它是三位中的第三阶段.“发展·改革·稳定”是同一层次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概念,而“四个坚持”是决定“发展·改革·稳定”的发展方向、根本性质和终极目标.“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位必须寓于“四个坚持”这一本体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