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等与平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比较*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爱人,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儒家“仁爱”强调“差等”,而墨家“兼爱”则强调“平等”。“差等”说顺遂人之常情,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逐渐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尊崇;而“平等”说不合人之常情,不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难以见容于后世。“差等”和“平等”这两种不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墨整个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孟子“做人”观念的日常伦理分析

“做人”是我国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重要日常伦理观念。孟子的“做人”观念是其“人道”思想在社会生活的伦理实践中提升出来的,大体上具有“以仁为本、以诚处世、积极有为、通达权变、躬身自省”五个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出儒家在则天事人、积极进取中对于情与理的和谐的一贯追求以及仁爱和中庸精神。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的当代生态价值解读

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孔子的“爱人及物”思想和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孔、孟儒家“仁爱”伦理思想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仁爱”为一切生命原则．热爱生命、敬畏自然、惜生及物和悯人爱物;二是以完善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强调君手人格的培养。孔、孟“仁爱”思想的当代生态伦理价值体现在：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有助于形成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能够弘扬“仁爱”精神,重视生态保护;有助于培养君子生态伦理人格,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试论领导者的“形象管理”

实践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理:成功的领导者,必须是有效的管理者。他的管理方式,一是运用赋予的权力进行经济控制、制度规范乃至法律的约束;二是运用权力以外的非权力影响力,即靠自身的形象影响力,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后者就是领导者的“形象管理”。具体说“形象管理”是指领导者运用自身较完美的形象,在被领导者心目中产生的一种潜在说服力,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 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领导者的“形象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只有通过被管     

关于“夜游的恶鸟”和“夜半的笑声”

鲁迅的散文诗《秋夜》,曾被选入教材,曾被电台播讲;学者们还曾撰文分析,演员们也曾登台朗诵,大家对它并不陌生。然而,对于这篇千把字的散文诗,看法并不一致,从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到每个具体形象(例如枣树、小粉红花、小青虫等)所包涵的思想意义,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其中“夜游的恶鸟”和抒情主人公“我”的“夜半的笑声”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误解! 《秋夜》,从结构上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描写了夜空的黑暗与冷酷,赞扬了枣树勇敢、倔强的战斗品格。后一部分称颂了为追求光明而英勇献身的小青虫。而作为联系这两个部分的转折段落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     

“似”与“不似”审美内涵初探

“似”与“不似”是现实生活中两个相互矛盾对立的自然形态,“似”指形象外貌的近似;“不似”则相反,指形象外貌的差异。当这一对矛盾的自然现象被引入艺术领域后,艺术家便赋予了它特有的审美内涵,使之成了中国美学中的两个特定美学术语。     

“仁爱”精神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

全社会人们普遍精神信仰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支撑和目标要素,对于中国人来说,信仰和“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融通和激活“仁爱”这一宝贵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举措.提出“全民仁爱”行动计划及具体实施建议.     

“忍”的背后

对于汉语中“忍”字,人们有一个形象的释义,即为“架在心上的一把刀”。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忍”,实质上就是精神自虐,也是对于社会的不负责任。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试论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仁爱”观

儒文化有共“仁爱”的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者颇有启迪，因为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互惠经济，只有顾客满意并慷慨解囊，商品才有销路；只有企业职工和谐、目标一致、齐心协力，企业才有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可见在新时代将“仁爱”赋以崭新的涵义，注入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对于改善企业的人际关系和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创造性，对于发展企业文化和改变企业形象，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和扩大经济效益等等，都具有极为重大的实际意义。     

试论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一向被作为地主阶级的唯心主义先验人性论而加以批判和否定,导致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对此再不敢问津。当然,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唯物的。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作为他对于人类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时期人的本质的认识有无正确之处?这种认识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化发展与人对自身本质认识也随之深化发展的人类认识过程有无贡献?在地主阶级和唯心主义的先验道德论的形式中,是否包含有合理的内核?这方面的系统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多丽丝·莱辛非洲作品的“他者”视界

从《野草在歌唱》与《饥饿》中“他者”的心灵旅途和最终归宿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在居于中心主导地位、具有决定话语权的种族和处于边缘状态、沉默的弱势族裔之间的交互中,弱势的民族的“他者”形象是无法选择的,更是无从辩解的。“他者”只有在认真地、真实地审视自己和内心的时候,才有可能被重新描述、被重新界定,也只有摆脱被给予的、被强加的形象,揭开蒙在脸上的厚重面纱,才能真正寻求到最终的出路,以高昂的、自我肯定的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而被“他者”的时代终将会随着“他者”的这一真面目示人时刻的到来而结束。     

追问媒介和技术的本质——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的“形象化”

麦克卢汉是20世纪媒介理论大师,海德格尔后期对技术的论述一直被学界作为经典来引用。麦克卢汉曾多次谈论和解读海德格尔,其中一个主题是如何认识媒介与技术的本质。从格式塔心理学借来“形象”和“背景”两个概念,麦克卢汉将它们分别对应于其媒介理论中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他强调,视觉的功能乃是从“背景”中分离出“形象”。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作为“构架”,所谓“构架”即是“解蔽”,而“解蔽”无非是说有某物展露其自身。在展露这一意义上,麦克卢汉认为,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无论作为“构架”抑或“解蔽”,其本质都是“形象”或“形象化”。以此认识为基础,麦克卢汉和海德格尔分别展开了他们对于媒介和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分析和论衡。     

《泰阿泰德》中的两种哲人——关于对话中两次“离题话”的一种解读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中有两段为人熟知却常被忽视的离题话，姑且可称作“助产术”和“离题漫谈”。本研究就着眼于这两段隐匿于柏拉图知识论名篇的文字，并对其中所描述的两种典型的哲人形象展开分析，力图诠释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同时，这两种哲人形象作为两种范式，其背后存在着对于哲人的两种理解，而这不同的理解当中，更是潜藏着对于哲学史的现实关切，即为我们考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本人作为一个哲人所呈现出的形象提供了一个维度。通过对于文本的解读，也尝试为《泰阿泰德》中的这两个段落提供一种解读，从而见微知著地使柏拉图用这部对话所要呈现的问题之整体得以展开。     

符号·幻象·诱惑：鲍德里亚论域中的“身体”

在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分析视域中,消费逻辑也渗透、主宰了身体。身体被符码化了,在身体中被编码了一套“时尚”“地位…‘名望”等的符号象征价值;在广告图像中身体被制造成为高不可攀的虚幻形象,在身体幻象背后是商品的真实;实质上身体是被资本所诱惑和控制的,是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服务的。身体的被控制,这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最深层次的异化和不自由状态,我们必须对消费话语下人的身体状态进行深刻反思。     

自然的女儿 反抗的女性——论苔丝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正> 苔丝是英国作家哈代的《伯德家的苔丝》里的悲剧主人公,这一形象,历来得到广大读者的同情和赞美。由杨周翰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欧洲文学史》,在分析这一形象时认为:“苔丝和裘德,虽然一个是农业工人,一个是石匠,这两个形象在哈代笔下,都是他的‘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并不是工人、农民的真实形象”。笔者认为这一评价不甚公正。本文试图从苔丝形象的自然性和反抗性的有机结合出发,论证哈代把苔丝塑造为真实的工农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小说中,男主人公安玑·克莱把苔丝称做“自然的女儿”,作者也一再把乡村田园妇女的纯洁朴实与城市资产阶级妇女的矫揉造作相比较,衷心赞美苔丝这个生活在乡     

“健忘”:赵树理小说中一个永久的话题

赵树理在部分小说中塑造了以“三仙姑”为代表的“健忘者”形象,这些人物大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即“被食”受人欺,也有着“食人”欺压人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当年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性”中的“健忘性”。作家所塑造的形象,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压迫或者被压迫的过程中,文化是根基,如果不彻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健忘性,农村和农民的解放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解放,农村和农民必将成为民族进步的阻碍。     

“叶公好龙”与文艺的超现实性功能

刘向《新序·杂事》记载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叶公好龙”。此后一两千年,叶公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可笑的形象,“好龙”的典故也一直是贬义。这篇小文所要探讨的,便是重新审视叶公在人的本质环境和异质环境中所表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以及由此而体现的文艺的超现实性功能,从而改变国人对“叶公好龙”的传统认识,彻底摒弃一种似乎正确但却异常谬误的艺术评判标准。所谓“人的本质环境”,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竞争、发展的社会环境;所谓“人的异质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