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反思与制度完善——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并没有完成立法赋予的重要使命.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该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主要在于法院对该制度适用的排斥、对适格第三人界定的混乱,以及与其他第三人制度适用上的混淆.要摆脱这一困境,除了切实重视该种诉讼形式在减少恶意和虚假诉讼以及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准确界定可提起该诉的适格主体之外,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对与该诉相关的诉讼告知制度、法院职权通知制度加以完善亦颇为必要.此外,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第三人制度加以辨析与协调亦不可或缺.     

论民事诉讼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系统之重构——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为中心

新民事诉讼法确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后,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系统存在的制度缺陷与功能交叉问题更显突出,必须用系统论的眼光对其内部要素与结构做全盘的优化重构.将第三人诉讼参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对象——适格原告以一种简单实用、常人皆能操作的标准区分开来,取消案外人申请再审,通过司法解释的立、改、废完善其各自功能,实现第三人事前与事后程序保障制度的无缝对接,是可以实现的选择.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在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加强对民事诉讼过程中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等制度为民事诉讼活动中权益受损的案外第三人提供了多元化的维权救济途径。但是,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较为简单,尤其是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不甚清晰。     

浅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证据问题

我国2012《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新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救济制度,它与其他第三人制度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对第三人的权益保障制度。但新民诉法中仅有这一条法律规定,没有更多的涉及到具体适用的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虽然被规定在当事人部分,但明显不同于普通诉讼。在缺少实际案例进行分析的情况下,本文试图参考其他诉讼制度和实践,仅就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证据问题浅作分析。     

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初探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创新,但其在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体现在对原告资格的界定上。对此,我国学者和实务界人士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后,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适用中应当对主体资格有所扩张,但在程序上要进行限制。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的定位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空间极为有限。为了发挥其遏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制度功用,只能对"第三人"进行宽泛解释,将其扩张为"事实利害关系"第三人,这事实上是第三人的异化,并可能造成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系列制度困境。而化解这一困境,就必须从程序保障的基点出发,将第三人限定在受到裁判既判力扩张的第三人范围内。     

论民事诉讼中第三人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为避免当事人之间的生效裁判损害到第三人的利益,各国民事诉讼法往往赋予了第三人于事后对当事人之间的裁判提出异议以对自身利益进行救济的撤销权。目前第三人撤销权的行使方式主要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再审之诉和判决效力相对性抗辩,其中第三人撤销之诉和第三人再审之诉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比较成熟的第三人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比较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独立的、具有程序自足性的第三人行使撤销权的方式,既实现了对第三人利益的完整保护,又兼顾了当事人的利益,要优于第三人再审之诉。从第三人的撤销权行使角度来看,应该取消我国的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仅保留第三人撤销之诉,结束目前两种撤销权行使方式并行的立法现状。     

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探析——对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之解读

中国新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在加强对民事诉讼中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规制。《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中国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通过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以及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制度等进行,但这些制度都存在相应问题。本次新增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于第三人权益保护上有诸多亮点,例如扩大了保护主体、衔接了事前保障程序及明确了提起事由等,但也存在着制度瑕疵、缺乏相应配套制度及与相关制度界限不明等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良好运行还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构建、协调配套规定等对策进行。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理认知、制度功能与程序构造

随着恶意诉讼等诉讼欺诈行为的日益增多,第三人权益的保护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增设了旨在保护第三人民事权益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由于该制度并未被多数国家立法所选择,且我国的立法仅用一款对其进行粗略的概括,从而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质疑甚至批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立有其正当性基础,是对现存第三人救济体系的完善,但应在尊重第三人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注重相关制度的协调配合和规则细化。从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产生的背景、法理认知等方面阐释选择该制度的正当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系统化建构的设想。     

第三人撤之诉中“第三人”的定 位简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空间极为有限。为了发挥其遏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制度功用，只能对“第三人”进行宽泛解释，将其扩张为“事实利害关系”第三人，这事实上是第三人的异化，并可能造成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系列制度困境。而化解这一困境，就必须从程序保障的基点出发，将第三人限定在受到裁判既判力扩张的第三人范围内。     

仲裁第三人之争

随着国际商事争议日益复杂,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已很常见。多方当事人发生争议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情况在实践中大量涌现,要求在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以经济、快捷的方式解决多方当事人争议的呼声越来越高。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对这项制度的设立应当慎重,在现阶段不宜实行。     

论仲裁第三人制度

在仲裁中是否应当纳入第三人制度在理论上历来争议很大。只有对现有的仲裁第三人概念进行分析,并在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合并仲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对仲裁第三人的范围予以准确的界定。在我国建立仲裁第三人制度十分必要,在建立该制度时应借鉴各国的相关立法及仲裁规则。     

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的理论证成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变迁和民主参与理论的发展为第三方受委托行使立法起草权提供了政治理论依据;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为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导入经济学视角考量;新公共行政的兴起和治理理论的提出证明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具有治理层面的优势;私人主体分享立法起草权的行使并不违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立法领域的公私合作也契合了对话型行政法与合作行政法等新行政法理论的产生。不同视角的学理分析证成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具有正当的理论基础,实践层面的积极尝试与探索还需将这一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项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然而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起步较晚,在诸多方面都不够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也存在着立法内容简单、司法实践指导性较差等问题,在第三人的资格认定以及权利救济等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疏漏。在合理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时,关键是要考虑第三人参与的诉讼时间、利害关系的范围等因素。第三人的界定包括范围界定、时间界定、权限和地位界定,通过制度完善合理界定第三人,有利于为保障行政诉讼第三人合法利益奠定基础。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家庭承包责任制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动摇,为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确立我国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反思

行政诉讼在审查对象、举证责任主体及举证时间限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第三人制度在理论上面临无法自圆其说的障碍。在实践中,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给法院及案件当事人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我国应取消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在现有立法框架下,利害关系人仍然有多种救济渠道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方物流的特点与经济性分析

第三方物流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物流服务,物流服务具有规模化、契约化、专业化的特点。随着现代物流在我国的发展,第三方物流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第三方物流具有的经济性给供应链各参与者带来了很多好处和利益,物流服务市场潜力巨大。     

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概念,同时也创建了我国民诉法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针对实践中乱列、错列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行为,明确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标准甚为必要.此外,我国现行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中很多条文都明确规定了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情形,进一步完善了该制度.     

对我国发展第三方物流的思考

第三方物流(theThirdPartyLogistics,3PL)是一种由物流业务的供需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去完成物流服务的物流运作方式。由于第三方物流可以减少企业的物流负担,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减少人员开支,更可以使物流实现专业化、系统化、高效率地运作,因而受到了企业的广泛欢迎,成为物流领域的一大热点。突破第三方物流发展的障碍,实现第三方物流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