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形成与观音文化东传

从对国内外许多相关史料的稽征,考证了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年代、成因以及普陀山在观音文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康有为孔教情结的历史影响

19世纪末,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改造,并赋予宗教地位,试图利用孔教来抵制西方宗教的入侵,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民国初年,再次掀起倡立孔教运动,试图利用孔教规复人心,却被指为为复辟张目而遭到批判。康有为的孔教情结对他本人和儒学的历史评价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现实功能的定位问题。     

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被视作糅和中西所形成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论体系。康有为在构建维新变法理论时,始终处于维新和复古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试图以西学作为变法维新的武器,另一方面,他却又不能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康有为所设想的近代化道路必然是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因而,他的最终失败也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西汉今文经学对《史记》本纪写作的影响

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取得了官方思想的地位,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即从《史记》中有关内容出发,揭示了今文经学对《史记》写作的影响,重点论述了《史记》本纪部分所体现出的今文经学的观念。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论清代常州今文经学与文学的交融对人文精神的影响

常州今文经学家以<春秋>为研究重点,参照历代公羊学家对<春秋>的解释,阐述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历史信念,表达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使<春秋>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当下的社会得以呈现,从而赋予<春秋>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意义.常州今文经学经过龚自珍、魏源的继承发展,直至康有为借今文经学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成为指导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康有为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之一.他不仅领导并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在近代思想、文化方面也卓有建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把近代中国维新变法思想推向最高峰;把进化史观与民主政治有机联系起来;集大同思想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传统儒学作了民主主义的新解,成为新儒学的鼻祖;大力倡导发展现代科技;对书法艺术也有独到的贡献.     

康有为的落寞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理性主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指出：近代欧洲,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影响最为广泛思维方式,＂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对照中国近代史,人们会惊讶中国近代政治也是理性主义的,比欧洲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中国,康有为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理性主义者。他一生在政治活动中屡遭挫败,与其自身的政治理性主义特质相关;其政治生涯上的失落与潦倒,除了事功方面不得志之外,也与充斥整个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密切相关。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康有为的近代工业化思想

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 主张顺应时代潮流, 以工立国。他认为, 要实现工业化,首先要对传统的政治体制作一番彻底的改造。同时,他把民营企业和官办企业相比较,认为民营企业更有效率, 也更能充分利用社会资金, 因此, 他主张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应以民营为基本道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康有为特别注重人的作用,认为人是推动工业化的最根本力量。同时, 在他看来, 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 人的充分发展才是真正目的, 而工业化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     

康有为革命观念的再解读

在中国,长期以来,康有为在革命中国的时代相继背负“反革命”和“革命不彻底”罪名。笔者认为,这是政见之争掩盖学理后所引致的事实背离与理论偏差。实质上,面对同样的时代难题,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康有为的革命观念更加强调和平渐进的变革方式;它为近代中国的革命之路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维度与现实可能性。      

解构与重建--试析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

近代以来儒学遇到空前的危机。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学内部仁礼二元结构和外部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的解构 ,并融合中西在儒学中注入西方现代精神 ,创建孔教 ,使儒学摆脱专制主义的纠缠 ,使之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 ,以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康有为这一复兴儒学的思想以加深对康认识的深度 ,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现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试析康有为《孟子微》的进化思想

在晚清"西学东渐"视野下,康有为《孟子微》一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康有为把传统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相融合,从孟子思想中寻找中国社会适用于进化理论的可能性和标准,提出重"时"、重"仁"、强调阶段性发展的"三世进化"思想,并对严复译介、宣传的进化论展开理性矫正.康有为《孟子微》的进化思想演绎着传统和时代的双重变奏,折射出一代思想家调融中西方思想的智慧和勇气,对我们当下正确对待中西方思想文化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康有为多重文化个性探析

康有为的一生曲折复杂而又充满传奇,其文化个性亦具有多重性和矛盾性,这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深入细致地考察其文化个性,将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康有为及那一段历史.虽然存在种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康有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