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会”背景下重大疫情中负性情绪应对:基于公众心态的角度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变迁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大疫情突发在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对陌生人社会中的公众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章从公众心态的角度出发,认为陌生人社会中日常体验的空洞、信息过载、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个体和群体间情绪感染等是引发公众疫情期间出现焦虑、恐惧、疑病等诸多负性情绪的重要缘由,且陌生人社会中冷漠、排斥、猜疑、缺乏信任等会进一步加剧疫情期间负性情绪的产生,甚至引发非理性的行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基于此,文章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了陌生人社会重大疫情中负性情绪的应对措施。     

论仁、礼的秩序意义

君主政治秩序是儒家政治设计的基本模式,这一样式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提供了超稳的秩序模式,牢固固化和维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这和秩序规范中仁、礼的秩序意义是分不开的,前者是价值理性,包含着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后者是工具理性,具有制度性、道德性、政治性、法律性、仪礼性等特征;二者合在一起共同维系着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转。     

秩序微言

如果将秩序的应然目标视为秩序与自由的和谐，那么对强调人的社会活动、行为具有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所可能带来的法律负面的担心就绝非多余。以“一致性、确定性”为核心内容的秩序伤害自由与社会，无论从形而上的价值观或功利主义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秩序问题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讨论应该放置在相对确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此，从抽象意义上或许很难对“集体本位的刚性秩序”和“个人本位的柔性秩序”作优劣比较，然若将其放置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传统中，则“柔性秩序”的建构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法律意义，即强化扩大私权，弱化规范公权，激活自律机制，鼓励私力救济。     

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冲突中的非理性及其扬弃

“促进社会和谐”是十七大的主题之一,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冲突的高发期,所以要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有效化解社会冲突。而人的非理性是社会冲突的参数,它既能加速社会转型进程,也会加剧转型期社会的混乱。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冲突中,必须积极强化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弱化其消极作用,实现非理性与理性的协调统一,使非理性的作用与社会规律相一致,从而全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寻求秩序与意义——卢梭社会伦理思想论析

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基石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德性生活。然而,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前瞻”与“后顾”的张力,卢梭也没有很好地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理智应对舆论

舆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面性。如果过于强调一方面,就会走向极端。理智应对舆论的态度应该是,既要看到它理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非理性的一面,既要保证舆论公开、自由地表达,又要防止媚众。具体来说,应当引导而非控制,使舆论从非理性向理性转化;理性而非媚众,防止“多数的暴虐”。     

论非理性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本文指出了人的非理性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 ,考察了人的欲望、动机、激情、意志、群体无意识、信念、理想等非理性因素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作用 ,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探寻了保持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其消极作用的措施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自发秩序观视阈的经济法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实际上是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且建立在“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和“无知”的知识观的基础上的。自发秩序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目的，自发秩序具有“理性不及”的特点。经济法是市场自发秩序赖以形成的规则系统，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使我们对经济法有关国家的功能与定位，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有了一些认识。     

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探析

和谐是一种秩序，秩序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已经进入人类的视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和目标的提出，将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重新凸现了出来。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逻辑渊源在于理性是和谐秩序的深层解；历史与现实渊源在于理性的沉睡、异化与失语是社会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未来渊源在于人的理性精神的复苏是社会和谐的主观条件。     

关怀伦理学的现实价值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社会生活,也凸显了生命存在的“脆弱性”问题。“脆弱性”问题不仅牵涉到关于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与“虚无性”的错误认知与心理预设,导致焦虑情绪,也冲击着社会伦理道德,加剧了自我与他人、社会之间的信任危机。以道德义务与权利的实现为鹄的的规则伦理学理论无法积极应对特殊时期伦理责任感需求。对他人心理的关注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调适需要“共情”与“关爱”因素的介入方有可能。关怀伦理学注重“共情”能力以及彼此“关爱”的伦理关系,强调情感蕴于理性的伦理学特质,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日常人际交往导致的突变升级,调适疫情导致的焦虑情绪等,有较强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践行疫情期间的一些防护措施。在“生命至上”的伦理理念下,从科学、情感、价值、事实等多维度出发,制定政策与践行行为,也有助于感染者和受影响者少受压力、遗弃、孤独和被排斥等各种心理伤害,避免道德困境。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基于S省A村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形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是审视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可以发现,不少村庄社会治理存在集体秩序衰落的现实状况。为进一步探究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构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分析框架,对S省A村的全治理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集体土地、产业利益日渐密集的背景下,“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利的边缘群体,共同组成了分散化的治理结构;其次,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序,形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最后,自治原则的异化、德治功能的弱化以及法治规范的虚化,致使村庄治理规则虚置化。治理结构分散化、治理方式短期化和治理规则虚置化三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消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生成“弱集体秩序”。     

“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转型不断深入,围绕商品房产生的社区成为可能,城市居民社会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改变。在城市化进程中,“陌生人社区”模式被大众所接受,其中缺乏信任基础与秩序逻辑也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本文从“陌生人社区”生成路径与特性出发,针对集体行动引起的矛盾冲突与疫情背景下社区团结模式进行反思,在典型的基层治理模式下以实例来探讨“陌生人社区”内基于人际特性相应的治理困境。     

论社会隐秩序与显秩序--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社会显秩序是指用权力与法规命令推行的秩序,隐秩序是指由自发的适应性交往构成的秩序,它使人们理性决断成为可能。正像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计划经济企图用显秩序取代隐秩序招致失败一样,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上,单纯依靠显秩序也必将导致“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府失灵现象。应当通过法制来加强德治,改造社会隐秩序以创造依法治国的道德环境,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秩序。     

生态秩序“二元构造”的法治化模式研究——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观的反思

风险社会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已然步入高风险、多危机的生态失序和环境危机时代,回应型和反思型生态秩序的构造提上日程。传统唯理论建构主义的"一元理性"秩序构造模式过度强调人类理性,忽视了自生自发模式的内涵性延展功能。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观认为秩序的生成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或建构的秩序,一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基于此,生态秩序的构造应该对唯理论建构主义进行矫正,秉承"二元构造"的秩序生成模式。由于生态秩序超现代性的特征,传统道德、习俗惯例与宗教等自发约束手段社会控制的功效减弱。因此,现时代需要运用理性发挥法律控制的基础性工具作用,在不断试错与人类理性的累积下以法治促进生态秩序的健全和发展。     

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理性流动管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控制过程中,各地采取的人员流动限制包括个体隔离、疫点和疫区的封锁、非疫区的人员流动限制等。人员流动限制不仅有力防止了疫情扩散,还使得国家和部分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各行业互联网应用水平提高、部分职业声誉提升和家庭成员交流沟通机会增加,但也存在增加疫情控制管理成本、加大民众心理压力、影响家庭日常生活、易引发社会冲突、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等不利影响。本次疫情防控中还出现了区域间与区域内管理冲突、非理性流动限制、管控标准不一和后续保障服务不足等问题,建议建立新发传染病疫情控制关口前移、容错纠错、动态决策机制,建立流动限制后相关生活医疗保障和心理关爱机制,加强传染病协同防控能力和提升传染病流动限制智慧化管理水平。     

非理性“哈韩”追星的危害和治理之道

随着21世纪初以来“韩流”在国内的盛行,非理性“哈韩”追星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这一现象的流行对于粉丝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群体的身心健康、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以及网络舆论秩序、社会和谐稳定都存在明显的隐患。因此,学校、家庭、娱乐经纪企业、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和政府部门都应对此采取措施,负起责任,引导“哈韩”粉丝理性看待娱乐圈和明星艺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健康地生活。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民众身心症状与非理性行为的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一般民众的影响,为制订有效的防疫措施提供详实可靠的资料,根据应激理论自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社会调查表》对民众的身心症状及非理性行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绝大多数民众的身心状况良好,部分民众表现出了非理性行为;(2)女性、高龄民众和身边已出现确诊病例的民众表现出更多的身心症状、非理性行为;(3)高学历民众表现出较多的身心症状和较少的非理性行为。建议相关部门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多方面的防疫宣传,提供吻合民众需求的心理援助服务,降低疫情对社会民众的负面影响,以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非常态情境中的伦理疏离与秩序重建

日常道德经验往往不足以应对非常态情景中的应急事态,从而造成较大范围的道德恐慌,引发一定程度的伦理疏离。新冠疫情流行冲击着既有的日常生活秩序,催促着将人类逼入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状态,由是现代性源头处生成的陌生人问题获得现实化表达,同时隐匿在历史背后的幽暗意识和人性野蛮被激发出来,诱使人们在粗暴的善恶、左右、中西等二元价值缠斗中消耗生命能量。思考疫情非常态情境中的伦理疏离现象有可能开启一个重新审视未来的视角,打开一个重新审视伦理生活合法性的窗口。唤起一种照看他者和陌生人的伦理亏欠感,建造方向明确的道德空间,解除精神隔离,激发责任伦理蕴含的道德勇气,无疑有助于凝结社会心力,重新建造起新的连结秩序。     

在风险社会中看科学与理性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