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对“三反”运动中“大胆怀疑、追加预算”的反思

“大胆怀疑、追加预算”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提出的要求和推广的经验 ,但它既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 ,也违背了社会工作的一般逻辑 ,又缺乏相应的防范措施 ,因此它是一种主观的错误做法。“大胆怀疑、追加预算”是“三反”运动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加速了扩大化错误 ,助长了“逼供信”行为 ,且严重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同时 ,它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经验 ,在后来的历史中一直有负面影响     

大历史与小事件：对“三反”运动缘起的考察

中共中央之所以发动＂三反＂运动,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要解决建国之初干部中较为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二是要促进增产节约运动之开展。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但不久,＂三反＂运动就取代增产节约运动而成为中央工作的重心。由于干部对这一运动采取的消极态度,所以＂三反＂运动的最终发动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从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看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

本文通过对“三反”、“五反”运动内容的分析,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反腐败的主张和理论,阐述了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     

毛泽东与‘三反’运动

建国初期,在以毛泽东的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成功地开展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和其他斗争,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风尚得以改观,道德水平大大提高,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经济恢复,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升平景象。今天,重新回顾和研究开国时期“三反”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反腐蚀斗争的思想,对于当前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

1953年初,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精神有序开展起来的。本文拟从运动的部署、开展情况及暴露出来的问题等方面,对中南地区"新三反"运动作一简要概述。     

华国锋与湘潭县

1949年，时任山西省阳曲县委书记的华国锋奉命南下，随军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1951年7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到任后，他立即领导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全县揭露出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七人，     

试论建国初期的反腐蚀斗争及其主要经验

建国初期(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下同)。从性质上说,这是一场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作风、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三反”是互相密切联系、互相推动的,但本文侧重论述反贪污,因为反贪污是运动的重点。     

“三反”运动中的文艺宣传工作

文艺宣传工作凭借其生动形象、具有感染力的特点优势,在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反”运动中,人民群众开动脑筋,大胆探寻适合民众口味的文艺宣传方式,通过漫画、快板剧、展览会、诗歌以及电影这五种文艺宣传方式,积极检举腐败现象,推动“三反”运动顺利进行。这些文艺宣传方式的创造和运用,不仅在“三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对当前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毛泽东“大民主”思想的再认识

“大民主”思想是毛泽东在晚年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民主理论。毛泽东提出“大民主”思想的最初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后来则用于进行政治斗争。“大民主”思想存在严重误区，它违背了民主的本义，忽视了民主的阶级性，违反了民主的程序性，缺乏法律上的精确性。但是，“大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模式，蕴含着一些合理成分，被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想形态。而且，毛泽东在进行“大民主”实践时，其理论思维的主观动机和价值取向是值得肯定的。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差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浅议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

195 1年 1 2月到 1 95 2年 6月间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为防止党员和国家机关人员腐化变质而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在斗争中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严以律己 ,率先垂范 ,勤政为民 ,使这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搞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有着许多有益的启示。     

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

1951年秋,正当全国各地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三反＂运动开始了。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插入了＂三反＂运动,而且一度成为其主要内容。知识分子的＂三反＂运动一般经历了反贪污、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三阶段。反贪污阶段较为独立,而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这两个阶段又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合二为一。厘清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研究其特点,无论是对＂三反＂运动还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大跃进运动”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饥荒。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辽宁省黑山县发明了“苞米食用增量法”，引起辽宁省委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辽宁省委将其作为政治运动来抓，并多次向中共中央呈交经验报告。后经毛泽东同意，向全国各地广泛推广，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题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重新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使轰动一时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     

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历史沿革及 逻辑分析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倡导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的重要概念保证。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掌握，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中是极为重要的，是其基本的认识论保证与重要环节。但是，通过分析毛泽东的实践思想则可以看到，“实践”概念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确立，而是经历了由“运动”“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历史沿革，通过澄清这一点并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可以进一步认清毛泽东实践思想是如何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从而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融为一体，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历史上“毛泽东热”的形成及其影响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来,曾形成多次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毛泽东热”。第一次“毛泽东热”以斯诺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为开始,以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高潮,使毛泽东走向全国、全世界,扩大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第二次“毛泽东热”是５０年代的学习毛泽东热,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传播和普及,也为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打下伏笔;十年文革中形成第三次“毛泽东热”,以对毛泽东的神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为特征,毛泽东思想被歪曲,也给阴谋家、野心家造成可乘之机;第四次“毛泽东热”形成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使毛泽东走下神坛,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语文教学“举一反三”与“举三反一”问题的辩证思考

“举三反一”是针对“举一反三”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其意在强调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在接触、拥有大量言语作品的过程中习得语言、养成语感。这原本是正确的 ,但由此而否定“举一反三”则显然有失偏颇。从推理形式、学习过程、学习方式等方面看 ,“举一反三”和“举三反一”既有区别又联系密切 ,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不能扬此抑彼 ,随意抬高一面而贬低另一面。要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 ,必须克服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举一反三”僵硬化、功利化、理科化倾向和“举三反一”表面化、无序化倾向。     

“在民众与艺术间的一个过电器”——摩登社“学校戏剧运动”及其论争考察

摩登社发起的“学校戏剧运动”,因其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戏剧运动实践和对“学校戏剧运动”理论与实行的总结，在戏剧界尤其是“学校剧”和学校教育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艺术剧社等革命知识分子之外，严重忽视了以左明、姜敬舆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近无产阶级戏剧的艰难探索。因此，梳理、辨析“学校戏剧运动”及其有关的诸种声音，对于重新审视左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和倾向无产阶级的戏剧谱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