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

《教务杂志》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其刊载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和看法.新教传教士主要把中国小说当作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样本,并籍此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对中国小说的态度带有很实际的传教的意义,他们比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小说的这种态度正体现了他们为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     

南京大屠杀时期在宁西方外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

日军占领南京后,严格限制第三国人士出入以掩盖大屠杀暴行.但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已准许英、美、德等国外交人员返回南京.西方外交人员在南京的活动,实际起到了帮助中国难民,制约日军暴行的作用.官方代表的身份,使得西方外交人员拥有普通侨民所不具备的制约日军的能力,但也使得他们往往将本国利益置于人道和正义之上.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与分离

鸦片战争后的复杂局势使得中国人对传教士与鸦片陋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误解.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的根本利益,努力摆脱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传教士的言论与行动表明了他们对鸦片贸易与鸦片吸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国人对传教士的看法,而且为此后传教士大规模开展和推动禁烟运动奠定了基础.     

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深层分裂及其哲学根源——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视角

围绕现代民主法治国之合理性问题,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论证,二者之间存在思维方法、哲学立场、论证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以致互相之间实际上不可对话和难以融通.因此,尽管他们表面上一致肯定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但却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根据和本质,相应地,政治正义也在其中获得了不同的定义.作为一般正义概念下的一种特殊正义,政治正义的这种理解方式的逻辑冲突必然损害普遍正义概念的统一要求,构成对人类理性的挑战.为了能够提供统一的正义理论,当务之急在于构造比他们的正义理论具有更强论证力量的正义理论,方法就是把正义理论建立在能够提供更充分根据和完备论证形式的新哲学之上.     

关于南京大屠杀尸体处理的研究

近年来,日本少数右翼势力,不断妄图为侵华日军血腥屠杀我30万南京同胞的罪责翻案.拓殖大学讲帅田中正明以“‘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为题,专著一书,大发谬沦;另一名作家山本七平在《我方的日本军》一书中,诬称南京大屠杀为“无稽之谈”.最近,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又声称,“中国方而应该提出证据,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的大屠杀”、他们进行翻案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法,是抓住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尸体掩理和处理活动,大作文章,然而,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大量关于尸体处理的档案、口碑资料.恰恰证明了30万南京同胞惨遗屠杀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大屠杀记忆与创伤书写：“第二代”叙事与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里,大屠杀一直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代”叙事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其创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首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大屠杀“第二代”;其次是父母并非幸存者的作家,但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于是选择“第二代”体验为描写对象。他们都经历了以色列国家重建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过程,并把大屠杀历史与记忆融入到个人身份的建构之中。     

对休谟正义理论的一种解读

休谟在论述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法律哲学和道德哲学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从法律哲学的角度看,共同利益感是其正义理论的中心概念,这种角度以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为出发点;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道德感是其正义理论的中心概念,这种角度以人性中利他的一面为出发点。休谟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贯彻到底,致使他在其所提出的正义行为的原始善良动机问题上表现出含糊其辞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也导致了人们对他的正义理论甚至整个道德学的不同看法和误解。     

柏拉图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现代理论回响

柏拉图是讨论正义问题最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国家篇》是西方古代正义论的典范之作.柏拉图在对话中概括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正义观,并指出,这种观点把正义的本质规定为利益,把正义的起源归于人们为趋利避害所订立的契约.他对这种正义观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指出它使人为了利益而追求不正义,错置作为美德和智慧的正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仇恨和争斗,最终将破坏不正义者的幸福.他认为,只有通过探寻正义的真正本质,才能最终驳倒功利主义.本文最后联系了麦金太尔、卡西尔、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正义论的评价,将柏拉图的正义论概括为“本质主义的正义论”或“整体主义的正义论”.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区域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若干年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当时把西方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 ,也就不可能肯定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近年来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仍然很少有人研究 ,其原因在于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 ,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其实历史的目标在于展现过去 ,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用汉语所写的作品 ,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 ,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 ,就显得很不全面。当今西方如英国文学 ,…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重读南京

以往南京给人的印象是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它承载着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它是一座英雄之城、胜利之城。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那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京的命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沧桑荣辱的一个缩影。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南京开放型经济竞争力研究及对策

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其实质就是对国际市场生产要素整合利用能力和生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具体表现为一个城市、区域、国家对国际市场上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利用度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本文通过设计开放型经济竞争力测度模型，选取全国17个在区位、经济和政治上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各城市近5年的统计资料，分别计算出各城市的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并且对此作横向的比较分析，最后对提高南京市的开放型经济竞争力提出建议。     

南京开放型经济竞争力研究及对策

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其实质就是对国际市场生产要素整合利用能力和生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具体表现为一个城市、区域、国家对国际市场上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利用度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本文通过设计开放型经济竞争力测度模型 ,选取全国 17个在区位、经济和政治上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各城市近 5年的统计资料 ,分别计算出各城市的开放型经济竞争力 ,并且对此作横向的比较分析 ,最后对提高南京市的开放型经济竞争力提出建议     

提高南京的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反映和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能量和发展水平。南京的城市竞争力，本来已居全国上游。对照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要求，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方向和着力点在科技力、环境力、制度力和管理力。这与推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完全一致的。     

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

1948年底,内战中不断失利,国民党高层都在酝酿撤出南京。此后,从南京到广州、重庆、成都,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士主张在大陆坚持,但是,1949年底,蒋介石最终决定中枢迁台,其中原因,主要有蒋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较好,他的关键幕僚亦坚决赞成,以及金门战役的影响等等。     

关于发展南京产业集群的研究

产业集群是当今产业组织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也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南京市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基地经济”的建设 ,目前已形成三大基地和六大支柱产业 ,为提升南京市的工业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各国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经验 ,南京地区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借助产业集群模式 ,通过政府的扶持、市场的培育和企业的创新 ,进一步增强南京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     

关于发展南京产业集群的研究

产业集群是当今产业组织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南京市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基地经济”的建设，目前已形成三大基地和六大支柱产业，为提升南京市的工业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各国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经验，南京地区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借助产业集群模式，通过政府的扶持、市场的培育和企业的创新，进一步增强南京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     

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但印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日军的暴虐,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1982年 ,日本教科书事件后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相继建成 ,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 ,两者相互缠绕 ,共存共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史实记忆刻骨铭心 ,而他们的情感记忆更多的则表现为宽容。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