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转向”，还是“解释的转向”?

本文通过对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及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对国内学术界一种流行的见解——科学哲学发展中出现了“解释学转向”——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历史主义学派实现的并不是“解释学转向”，而是“解释的转向”。     

判决理由: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

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是抽象的法律向具体个案裁判转化的过程 ,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 ,该过程经历了理解、解释和判断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 ,其间充满个体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群体的参与、程序的约束以及社会法律价值观念衡量等因素 ,而个案裁判是这一过程呈现的最终结果。因而为使判决具有说服力 ,法官在判决中说明理由就十分必要 ,这是满足判决正当化 ,实现法治所必需的 ,也正是我国审判改革的重点所在     

西方解释学的历史演进及其最新发展

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引进哲学,使解释学成为一种普遍的解释工具和方法论,其缺陷在于忽略了理解内容中所包含的真理,把理解活动看作原作者意图的重构,看作一种客观的静止的认识活动,从而陷入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之中。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共同建立在人内心的体验的基础上,因而比自然科学更有理由成为一种科学,解释是我们把握精神世界的必要程序和方法;但他天真地抱有历史客观主义的想法,忘记了理解精神客观化存在的人本身的历史性,成为一种秘密的实证主义。海德格尔使解释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本体论转向,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生存,生存中必有领会,此在具有前理解和解释学循环的生存论结构。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形成了作为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之后,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解释学理论,形成了一种批判解释学或者叫做深层解释学。     

世纪之交再话“语言的转向”

“语言的转向”是本世纪初西方哲学中发生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代西方哲学正是由于这次转向而走向了与上个世纪完全不同的哲学道路。但历史地看,这场革命却是西方哲学面临危机之后的产物,或者说是西方哲学在世纪之交面临的“世纪末日”的产物。在我们今天即将进入２１世纪的时候,我们不禁发现,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     

工程技术哲学的走向与进展

工程、技术与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在现代化运动及其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工程与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引发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正因如此,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在科学哲学之后也成为一门显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解释学的阐释

解释学作为一门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提供新的维度和新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就包含着运用解释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问题.用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包含"解释""理解"和"应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就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哲学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从学理方面作出深层次的探讨,经过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优秀文化结合时,实际上就是在携带着我们自己对中国实际的理解所形成的视域、中国优秀文化的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交汇,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实践、应用过程.本文试图借助于哲学解释学的一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蕴涵的理解和解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试论“科学的解释学”——科学哲学

一、科学哲学是“科学”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一词,主要用来指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中心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信奉分析哲学的英美系统的科学理论。当然,狭义的“科学哲学”是从随着“数学危机”的发生和相对论、量子论的确立而出现的“物理学危机”中,即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所谓“基础论危机”中产生的,是在不得不深刻地重新探讨现代科学“基础”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只要“科学哲学”这一名称指的是与历史学、哲学或社     

语言的图象与图象的语言——语言哲学转向视觉哲学

在研究兴趣上,西方哲学已经历了从观念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而受制于科技发展倾向的21世纪哲学,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将从语言图象的时代向图象语言时代转变.语言在交流中的媒介作用越来越被形形色色的、广义上的虚拟数字图象形式所取代,这样的趋势清晰表明语言的局限,即习惯心理所认为的语言再现视觉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随着印刷术文明的衰落,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媒介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更丰富的、言不尽意的意义.语言的作用并非消失了,而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语言的本质,是一幅并不能实现指向外部事物功能的元图象,语言成为图象或者一种图象的语言.也许人类将培养起对图象的抽象能力,或许人性将因之彻底改变,人类的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将随之天翻地覆.     

国内复杂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

一、复杂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困惑有关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科学和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对其中的得失进行总结和概括,对于今后相关的学术发展有重要意义.为此,有学者回顾了中国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研究30年来的基本状况[1],也有学者考察了复杂性研究过程中三大学派的不同特点、成就及其缺陷和不足等[2].从总体上看,人们在许多相关问题的理解和处理上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有很多不足.     

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两个研究传统——中俄科学哲学的发生学比较

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同属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各有特点.俄(苏)科学哲学的基础是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认识论转向"促成了俄(苏)科学哲学的兴起.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根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中俄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揭示哲学的民族性,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各自民族的文化个性.     

由理性实证化到理性历史化——论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

:2 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有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不仅在历史上依次出现 ,而且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实证化 ,到批判理性主义所导致的理性历史化问题的产生 ,再到历史主义对理性历史化问题的初步解答三个阶段的发展。这一发展是西方科学哲学在 2 0世纪的重大历史转向 ,使得理性历史化成为 2 1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阶段性历史考察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传播,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自然辩证法"进路下的译介与研究对于我国科学哲学的传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1956—1966时间段将其视为"自然科学哲学"来研究,以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我国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文革"期间是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一个缓慢与停滞阶段,相关研究依旧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号下进行,其研究价值取向也主要是对西方科学哲学进行"批判",表现出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研究的学术独立性较弱.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科学哲学家及其相关著作被译介,几乎涵盖到西方绝大部分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流派.这些翻译和介绍浓缩了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精华,为较长时间封闭的国内科学哲学界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关于胡锦涛“七一讲话”的哲学思考

胡锦涛＂七一讲话＂讲述了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三件大事,赞颂了三代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理论是历史的魂,历史是理论的根,创造历史的是人,胡总书记的讲话,从历史、理论、任务三个方面,立体地、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我党90年的历史。     

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实践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范式.实践哲学必然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即对实践的理论解释;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当这两个面向相统一时,则处于常规时期;而当这两个面向相分离时,则处于危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的统一,使其既能对实践作出理论解释,同时又能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     

柏拉图论“诗与哲学之争”的政治哲学思考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批判诗和诗人,引发了西方思想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认识到,被以诗为主要内容的雅典教育培养出的政客把持着雅典政府,拒绝对城邦真正有利的提议,并对真正有智慧的人实施了伤害。诗是对灵魂与国家统治的败坏。诗与哲学之争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之争。诗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城邦中多数人过的宗法生活,与城邦政治共同体密不可分;哲学则代表了一种新兴的生活,是少数人过的追求智慧的生活,与城邦政治共同体必然发生冲突。     

此在在其当下性的解释道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解读

在1923年题为《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的讲座中,海德格尔提出,解释学讨论的主题不是已经死去的学术文本,而是文本背后每一个当下的此在生存。由此他认定,解释学的真正学术任务是将此在在其自身中的存在基本特性中显现出来。此在不是实体性的人,任何此在生存都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现实条件下的在此生存。此在之此是被证伪的在场性。所以,不要简单地说无此的一般人的人和个人,个人生存总是已经处于一种今日的公众被解释状态之中的。此在在公众闲言中表达方式就是今日作为教化出现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就是要揭示在这种具体的对所形成的真实现象正确的看,即看到此在在其存在特征中的此。     

关于领导干部“讲政治”的哲学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出发,认为政治反映经济,又对经济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制定出体现本阶级经济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要认真贯彻执行,使其为本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     

“科学地发展”何以可能?——对于“科学”与“发展”意指关系的哲学反思

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是一种"科学地发展"。通过对"科学"与"发展"意指关系的反思,可以发现,"科学地发展"中的"科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其意指更接近于"科学(Science)"的拉丁词源"Scientia",同时也更接近于马克思在指称历史"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个德文词———"科学(Wissen-schaft)"的本意。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科学","科学地发展"才得以可能。     

行动的逻辑与解释的逻辑——道德行为的原因、理由与解释

"原因"与"理由"都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传统哲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导致了其对"理由"的偏爱,背后则是"旁观者"的认知立场。与"原因"和"理由"相对应,对道德行为的解释包含"行动的逻辑"与"解释的逻辑"这两重逻辑。诸多道德判断与道德辩护都是从"旁观者"角度遵从"解释逻辑"的"事后建构",这种偏爱"道德推理"的"事后的理由"远非行动者"行事的原因"。论文系统考察了"行动的逻辑"与"解释的逻辑"在驱动力、主要功能、生物基础等方面的特点和差异,并通过"逻辑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划分,阐释了道德行为中理性"复活"的机制,尝试弥合两种逻辑的对立,以构架更加基础的道德行为解释理论。     

哲学探究方式的转变——从“追根究底”到“把底问破”

“爱智慧”是一种“追根究底”的哲学探究方式 ,它奠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 ,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中展开了一条“哲学之路”。这是一条伟大的哲学探索之路 ,却又是一条布满陷阱、充满迷途的运思之道。这种哲学爱智达到顶点 ,必然不满足于只是不停地更换“最终基础”或“最后根据”(“底”) ,一旦哲学的追问出现了把“底”问“破”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哲学爱智梦想的幻灭。哲学探究方式从“追根究底”到“把底问破”之转折 ,反映了西方思想以此种方式向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转向。这种探究方式的转变标志着那种建造某种“通天塔”的哲学传统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