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到"在场"——论安克施密特史学理论嬗变及其意义

从1983年<叙事的逻辑>出版为起始,安克施密特先后提出了"叙事实体"和"历史再现"理论,对海登·怀特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酝酿,安克施密特精心构建了一套旨在超越叙述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随后,在与古姆布莱希特和鲁尼亚等人的对话中,他又在其先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在场"概念的看法.我们不妨谨慎地预期,"经验"和"在场"概念如果不能独立构筑一个新的史学理论范式,起码也会成为新范式或新话语中的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知情叙事:从新家族小说到新追忆小说

以往我们对叙述者的关注,常常是追踪谁在叙述。叙述者是谁固然十分重要,但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我们将探讨的小说叙述者的知情者身份,就表现了叙述人与故事中人物的某种特殊关系。而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知情叙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叙述形式上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叙事理论的影响

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理论的翻译、介绍以及理论本身,没有更多顾及巴赫金的理论背景以及他对其他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力。综合分析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主人公"与"复调世界"两大范畴,与小说叙事理论中的"人物"、"叙述者"、"叙述世界"等范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小说叙事理论中的"人物"、"叙述者"、"叙述世界"等范畴充实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主人公"与"复调世界",这两种理论形式共同指引着小说的创作实践。     

从《一对一》看澳门小说的叙事风格

澳门小说向来以写实为主流,近年来,在叙事风格上有新的拓展。小说集《一对一》收集了两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代表了澳门文学的两类迥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述者、叙述话语等。考察两位作家的叙事文本,以探讨澳门小说的叙述模式及其发展的新趋向。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故事·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论莫言小说与传统说书艺术的联系

莫言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其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中国传统说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莫言小说中对故事的重视契合了说书艺术以故事为根本的首要特征.莫言的小说不仅包括故事,还包括讲故事的人,而讲故事的人的说书姿态使之与一般的含有故事和叙述者的小说区别开来.同时,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存在、互动、置换革新了传统说书艺术的“说—听”叙事模式.讲故事的人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追忆叙事模式、对谈、书信和诗歌等形式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极大丰富了说书艺术有说有评的叙事传统.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