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邯郸淳《笑林》为中心

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和清谈之风推动了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和文体的独立是魏晋笑话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笑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两汉笑话的目的是娱乐与说理并重,魏晋笑话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娱乐。先秦两汉时期的笑话存在于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之中,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魏晋笑话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魏晋笑话对后世笑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笑话发展的历程中,以《笑林》为代表的魏晋笑话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试论冯梦龙的笑话理论及其意义--以冯梦龙辑录的三部笑话集为例

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及民间文学搜集者冯梦龙(1574~1646),曾经编选了《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又名《古今笑史》或《古今笑》)等笑话专集。在他编选的三部笑话专书的序文及部分引言里,冯梦龙比较集中地从笑话的接受心理、笑话的本质特征以及笑话的分类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笑话理论,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笑话这一民间文学体裁的理性认识。在我国古代稍欠发达的笑话理论史上,冯氏的理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异数。认真总结这一笑话理论遗产,将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笑话这一民间文学体裁。     

《三言》为商人身份正名

冯梦龙在《三言》中搜集的商人形象大都突破以往习见,以此达到为商人正名的目的,但是与此同时又陷入了另一个俗套里,而这正是冯梦龙规范市民文化的体现。     

《笑林》作者辨证及性质论析

邯郸淳为《笑林》作者,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其最主要根据是《笑林》中记载了发生在黄初五年的事件,而这时邯郸淳被认为已经或即将谢世,不会闻知。通过考辨史料,可以断定邯郸淳在正始年间之前有建《三字石经》的事迹,必然在黄初之后的很长时间尚在人世。《笑林》作为笑话专集是为了娱乐目的产生的,与三国时期士人的风尚有一定关系,因其娱乐性质,也表现出对笑话特有叙述技巧的注重。     

从《邯郸记》改编论冯梦龙崇北尊古的曲律观

冯梦龙改编汤显祖的名剧《邯郸记》为《邯郸梦》,收入《墨憨斋定本传奇》.冯梦龙通过改编文本,表达了崇北尊古的曲律观,并以此来规范传奇创作,《邯郸梦》改订的曲牌范式虽没有被曲家编订曲谱时采纳,但也不可完全否认其定曲体的文体意义.     

冯梦龙《挂枝儿》、《山歌》的评注特色

明代通俗文学繁荣兴盛,民歌小调更是风靡一时,成为明代通俗文学的一枝奇葩,受到当时文人学士的极大重视。《挂枝儿》、《山歌》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两部民歌集,他还对其中的200多首进行了评注,本文对这些评注进行了仔细研究,分别从它们的功能以及其中透露出的编辑者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入手,得出了一些粗浅的结论。     

他乡人视域下《寿宁待志》的独特民俗

《寿宁待志》是冯梦龙知寿宁令时编撰的一部县志,其中《风俗》《岁时》二篇,冯梦龙以他乡人视角,详细记载了寿宁衣食住行习俗、婚丧习俗、岁时习俗等,综合体现了冯梦龙眼中寿宁的独特民俗。冯梦龙长期生活于苏州和麻城,深受苏州文化及麻城淳雅风俗的浸染,相比之下《寿宁待志》中记载的寿宁民俗呈现出奇、穷、陋等特色,这不仅是冯梦龙以超越地域局限的视角真实展现明代寿宁民俗特色,亦彰显了他身为县令对寿宁的人文关怀。     

冯梦龙《闽游草》及其他——冯梦龙与徐火勃的一段交往

在徐火勃的钞本《鳌峰集》、《红雨楼文集》中发现三篇与冯梦龙有关的文献。经考,大体可以钩勒出崇祯八、九年间冯梦龙与徐火勃交游的某些线索;从这三篇文献中,我们不仅知道冯梦龙还有一个叫《闽游草》的诗集,而且还辑得冯梦龙的若干佚诗。徐火勃的三篇文献对研究冯梦龙的生平及创作有一定的意义。     

晚清方濬颐《梦园琐记》的文体性质

晚清皖籍文人方濬颐的《梦园琐记》多记别人讲述或亲见亲历之事,其中奇闻异事、神鬼精怪、因果报应故事占据较大比重.全书内容丰富,文笔简练,篇幅短小.根据胡应麟所提出的“姑举其重”,即以一部作品题材内容和功用的主要侧重与倾向来确定其归属的分类方法,虽然《梦园琐记》中有相当的“非小说的笔记”成分,但并不影响其“笔记体小说”的整体性质.     

广笑府

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幽默感,祖先留下的此类遗产也不逊于洋人。《广笑府》、《笑林广记》等名著,逗得中国人从古笑到今。本刊开设《广笑府》栏目,从古文化中挖掘幽默经典,一展前人智慧。本期《广笑府》幽默12则,摘自冯梦龙搜集、整理的一部笑话选集《广笑府》。冯梦龙,明代著名文学家,字犹龙,号"墨斋主人",曾著文学史上著名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他杂取古史、经书,以至俗闻、谚语,辑成《广笑府》。     

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     

冯梦龙的音乐文学思想

明代杰出文学家冯梦龙在文学领域的成就颇丰,然而世人对他的关注往往只停留在他编选的小说上,对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不够深入。他凭借个人之力搜集、编辑了当时的民歌俗曲集《山歌》、《太霞新奏》等作品,为后世研究当时俗文学和地方的民俗风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某些篇章道出了冯梦龙对民歌俗曲这类音乐文学的独特见解,成为我国古代乐论、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基因编辑技术伦理 ——以《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为例

阿特伍德在其生态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中,揭露了基因编辑技术所有方在资本增值逻辑控制下可能会违背伦理规则,逃避伦理监督,从而带来伦理和社会风险.从基因编辑利用后果来看,主要风险包括基因编辑技术被用于犯罪和反社会的破坏性活动.从基因编辑技术操作过程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损害生物肉体完整性、精神完整性和物种完整性.从基因编辑实施者角度看,可能的风险包括拥有基因编辑技术的机构可能为了资本获利而逃避舆论和法律监督,不遵守基本的透明原则而损害大众的利益.     

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属性——从《列女传》《新序》《说苑》采录材料的性质说起

学术界有关于《晏子春秋》著作属性的“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和“传说故事集”三种主要观点,其实《晏子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从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所采录的《晏子春秋》材料的性质来看,也证明《晏子春秋》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过大量古史和民间传说材料,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的人物传记.     

论彝族史诗《梅葛》的社会功能

作为一部数百年来主要传唱于云南姚安、大姚、永仁、牟定地区的彝族史诗,《梅葛》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即敬神拜祖、驱鬼除秽、祈福纳吉的宗教功能;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播功能;凝聚群体意识、规范个人行为的社会功能;悦神娱人、男欢女爱的娱乐功能。多种功能相互关联,又相互渗透,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     

冯梦龙《挂枝儿》成书时间考

《挂枝儿》中不仅编录了大量的民歌，而且冯梦龙还作了大量的评注。这其中包含了冯梦龙本人的早期经历。体现了他本人的文学创作思想与价值观。近年来，冯梦龙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有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答棠，《挂枝儿》的成书时间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引用的三则材料加以分析，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得出了观点，即民歌集《挂枝儿》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前后。     

从《风流梦》眉批看其《牡丹亭》底本及曲律问题

参照冯梦龙《风流梦》眉批,将《牡丹亭》案头本、改本《风流梦》、改编之时的演出记载及改编之后的演出本,进行横向、纵向考查,有助于重新认识它们之间的改编、传承关系。《风流梦》的改编不仅以《牡丹亭》案头本为基础,同时又参考了当时演出本,是以这二者为其共同底本的。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是昆曲折子戏采用了冯梦龙改本,而经过考查却恰恰相反,是冯本参考采纳了当时的演出本。《牡丹亭》演出本,基本上仍是沿用了汤显祖原创曲词,这说明沈?等戏曲家强调的《牡丹亭》不合律,并非实际上的难以演唱,而由是否合律所引起的汤沈之争,其实是由于二者对于曲律问题所持的标准、尺度不同而造成的。冯梦龙的曲律主张贯穿于其《牡丹亭》改编实践中,他的曲律主张是汤沈之争背景下,一种既重曲律又重文辞、两兼其美的倡导。     

走近纳兰性德

中囝诗词的发展阶段，我们习惯称为唐诗、宋词、元曲。到了清代好像就只有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漾初的《二刻》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等笔记体小说，而诗词似乎没有它的前朝那样有名。     

从传奇改本看冯梦龙的思想世界

冯梦龙为了科举考试长久研读《春秋》,并撰写了相关著述。他深受《春秋》大义影响。《春秋》成为他认识世界的方法,这在他的传奇改本里有着深刻的反映。可以说,传奇改本成为冯梦龙参照《春秋》大义重建“世界秩序”的理想文本。     

谶纬思想源流及其在《搜神记》中的体现

谶纬思想产生于战国,流行于两汉.其来源于神仙方术思想,在西汉董仲舒的祥瑞灾异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统治者的主要思想.干宝的《搜神记》较全面地反映了秦汉至魏晋时期的思想领域,谶纬思想在《搜神记》中也通过大量生动形象的故事得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