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市民社会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建构取决于在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参与网络、社团组织、公众舆论和公民精神的发展,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均衡。而结构维度的社团组织和价值维度的社会资本都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横向合作的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难以培育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而缺乏具有公民品质或精神的公民,缺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可能具有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社会资本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市民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民法法典化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路径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制定.改革开放使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尽量防止公法色彩;积极促成民法典制定的广泛参与;正确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民法典的开放性;认真思考民法典制定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源.     

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相关问题

市民社会是介于家族、国家之间的自治性和自洽性的第三领域,必须依靠公共舆论、通过文化参与和政治认同形成集体共识。中国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有权力、资本市场,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扶持和政府监管下的自治之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市民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与法治秩序建构

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在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理性化的明显阙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我国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从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市民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与法治秩序建构

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在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理性化的明显阙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我国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从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一段从城市向国家迈进的历史.中世纪可以说是一段没有国家的历史,并且,由于国家的缺位,具有"自由"特征的城市得以形成.在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独享了"自由",同时,它们也承担起了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但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的.由于城市的衰落而使原先仅存于城市中的市民社会演化成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市民社会,结果,使原先由城市所承担的与绝对国家的斗争转变为整个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的斗争,并最终把绝对国家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迈入了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中去了.     

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关系的讨论

本文以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学术争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互动关系中,“正和博弈”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特别强调“新人民主权论”在新型关系模式构建中的积极意义。以期形成一种社会与国家间的非对称性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与马克思早期理性批判思想研究

青年马克思在寻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之前,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探索时期。延续先前对理性的思考,马克思逐渐从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找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鲜明发展脉络。     

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洛克市民社会思想探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是黑格尔在学理上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其实,在洛克的思想中这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别.他通过对社会监督功能、自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的观念转变.洛克的这一思想是以其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洛克市民社会思想探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是黑格尔在学理上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其实,在洛克的思想中这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别。他通过对社会监督功能、自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的观念转变。洛克的这一思想是以其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转换——从市民社会到法团主义

一直以来,市民社会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范式,它注意到了自改革开放后在国家之外出现的私人经济领域和公众生活的兴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能够独立自主,实际上,国家仍旧规定着社会的活动范围和内容,与计划体制不同的是,当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行政等级制基础之上,法团主义成为国家联系社会的制度结构。随着阶层的分化、利益的多元,法团主义面临挑战。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法理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对其差异与联系的阐释,一是为构建现代主权国家发展阶段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人类发展模式提出理论,二是为未来人类社会进入大同世界之时世界一体化的市民社会与主权国家职能转变后的世界政治统一体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有益的探索。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市民社会视野下国家自主性透析

我们不可能没有现代国家,也不可能没有市民社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在保持市民社会的权利主张得到实现的同时,合理发挥政治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市民社会视野下对国家自主性问题重新的审视与透析,通过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渊源及精神内核的考察以及对国家自主性的合理透析,进而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揭示国家自主性这一隐蔽的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内涵,理解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赖以运作的外部条件,从而理解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