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渤海国对日本交往的两个问题

渤海国是唐朝时期中国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与日本具有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物产丰富,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这些是其对日本交往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渤海进行了长期的对日交往,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渤海对日本的交往,影响了东北亚战略格局,满足了双方人民的经济需要,促进了唐文化的传播,给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东北亚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唐代中日往来文

唐代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东邻日本最为频繁。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交流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在唐诗和唐文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反映唐人与日人来往的文章有三十多篇。此外反映我国当时东北少数民族靺鞨人(满族祖先)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与日本来往的文章有六十多篇,共百篇左右。这些文章概括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的文化交流情况,渗透着深厚的中日友谊。     

渤海大钦茂时期的渤日文化交流

渤海大钦茂是渤海国第三代文王,737年到793年在位。在其统治的57年间,一方面积极吸收唐的多样文化,另一方面积极保持与周边国家和部族关系的发展。在此期间与日本交往尤为频繁,双方互派使节共达20次之多。本文以文化交流为视角,试在论述渤日交往概况的基础上,探求这一时期的渤海对日本的影响。     

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正> 六朝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六朝时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本文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与文献对此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做一概述。中日文化交流以往国内外有些史学工作者对3—5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重视不够,有的日本学者甚至称公元4世纪的中日关系为“空白的4世纪”,这是不科学的。现将六朝时期对日文化交流分述如下。1.中国文字和书法输入日本。据《日本书记》卷十四记载,百济人王仁带《论语》10卷、《千字文》1卷去日本,从此日本开始采用中国     

“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日本遣渤海使眼中的渤海国风土与疾病

在古代东亚医疗观念中，特定地域的“风土”(自然地理与风俗习惯)是十分重要的致病因素。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代日本对渤海国的风土与疾病都形成了独特的认识。通过对日本史料记载的永忠通信以及遣渤海使所配备药剂清单的梳理与分析可见，入唐学问僧永忠根据亲身见闻在其通信中提到的“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是当时日本人对渤海国风土的基本认识，而因“不伏水土”所造成的呕吐下痢、瘟疫毒气及疮肿等则被认为是日本遣渤海使团在渤海国最易罹患的疾病。其中，又以霍乱与瘟疫最为突出，甚至被日本人视为渤海国的“风土病”。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渤海国与日本在“风土”上的显著差异，加剧了遣渤海使团罹患霍乱与瘟疫的风险。     

对日本史书所载渤海史料的探讨

日本史书记载渤海日本交聘史实甚丰 ,但瑕瑜互见 ,运用时须加甄别 ,避免谬误。其中《日本后纪》载 :“多 ,土人少 ,皆以土人为村长” ;《续日本纪》载 :“奏曰 ,高丽国王大钦茂言”等即是。但有些学者企图通过这些记述 ,去证实渤海国不是族而是高句丽族建立的国家 ,大祚荣乃是高句丽族人。本文经过对中日史书深入探讨甄别 ,认为前者所载实系当时不够确切的传闻 ,是对大氏政权社会基础粟末的不科学的说法 ;后者乃为当时日本某些史家、政界人物的习惯用语 ,含有压服渤海进贡称臣的意欲 ,实非渤海自称。对此 ,当时日本部分史家、政界人物采取各种方式 ,表示过不同意见和某种程度的批判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论中日舞蹈文化

中、日两国舞蹈文化艺术历史十分悠久,日本传统舞蹈,就是在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与日本民族自身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现从中国对日本舞蹈艺术发展历史的影响、日本舞蹈动作特征以及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加以具体阐述     

《人境庐诗草》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和近代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黄遵宪的诗集《人境庐诗草》 ,集中反映了他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初期思想认识上变化发展的轨迹。诗集中许多充满新思想、新见解、新事物的篇章 ,是中日文化交流转折伊始的闻见录 ,是中日文学艺术交流的文化桥梁 ,深刻表达了学习日本、呼唤改革的文化诉求以及反抗日本侵略、建立平等友好文化关系的愿望。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见解 ,切中时代的脉搏。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进步经验、发展中日友好交往与反抗其野蛮侵略、维护祖国利益的辩证态度 ,在这里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远古至秦汉时代的中日交流

远古至秦汉,中日交流可分为四个阶段。截止到公元前1万年前,中日两国的旧石器表现出“文化相”上的相同,它是否是文化交流的结晶,尚需深入研究;此后直至公元前2500年,是日本列岛与大陆文化交流的间断期;时当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再度萌芽,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春秋时期至东汉,中日文化交流臻于繁荣,不仅是物的往来,更重要的是人和精神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