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中的乐队排列与乐器组合形式

克孜尔石窟保留着大量内容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壁画,几乎占据所有洞窟的一半。石窟伎乐壁画中乐队排列形式主要有中心对称式、零散式和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壁画中乐器图像使用最多的是弓形箜篌,其次是排箫,再次是五弦琵琶,乐器组合形式主要有弹拨乐器与吹奏乐的组合等。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在乐队排列上,强调了欣赏主体所需达到要的艺术魅力;在乐器组合上体现了多偏重于弹弦乐器的特点。     

克孜尔石窟“本生”壁画之时空背景考

克孜尔壁画作为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一部分,具有东西方艺术的某些特征。历史时空的转移,对原有的本生壁画起了多少不同的开展作用。本文就克孜尔石窟“本生”壁画产生发展的时空背景作一叙述。     

克孜尔石窟中犍陀罗艺术元素嬗变考

克孜尔石窟中的佛传图、本生图、交脚像、焰肩像、禅定像、化佛像,包含着典型的犍陀罗艺术元素,其画面组织、人物动态及表现手法都全部或部分地来源于犍陀罗艺术,然而又有着某些细微的变化。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犍陀罗浮雕图像的比对,找出犍陀罗艺术元素在克孜尔石窟中的嬗变与重建,考察克孜尔石窟在艺术汇流中的抉择,明确犍陀罗艺术的地位,并探讨图像转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最后,对犍陀罗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路线和方式作出分析。     

克孜尔中心柱石窟分期的再研究

“克孜尔模式”石窟是以新疆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为典型代表的,是古代龟兹人在吸收外来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开凿的,在我国佛教石窟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缺少有关开凿石窟的纪年材料,对其进行分期断代非常困难。然而中心柱窟的分期断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包括中心柱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的分期断代意见,结论各不相同。通过考察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从形制的变化、绘画内容演变、绘画风格以及克孜尔石窟在佛教石窟艺术中的地位入手,提出自己分期断代的观点。     

论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色彩结构

新疆龟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色彩结构是我国古代艺术接受外来影响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 ,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的典范 ,在补色对比、冷暖对比、色相对比、明度对比、色彩的同时对比、色彩的连续对比方面具有独到之处。     

探析克孜尔壁画的本土化装饰性用色特征

克孜尔壁画作为龟兹艺术的代表,其色彩表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从整体画面所呈现的清冷色调,到神秘蓝色在画面中的大量出现,再到画面的配色特征等用色现象上看,都是在当地地理、历史、文化环境的作用下产生的。同时这种本土化用色特征又与装饰性用色特征相吻合,为克孜尔壁画产生装饰效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石窟艺术精粹

石窟起源于古印度,是依山崖开凿而成的一种佛教寺庙建筑。石窟艺术是随佛教东渐而与佛教、佛寺一起传入中国的。中国经典的石窟艺术用神妙之法使石头会讲故事、壁画会跳舞,更将一座座不朽的艺术博物馆呈现于世人面前。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刍议——兼与苏北海先生商榷

本文对苏北海《龟兹千佛洞壁画与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关系》一文提出了质疑,并就龟兹石窟壁画中的服饰、裸体像与山水动物等三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商榷意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     

敦煌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演化与特征探析

石窟是佛教建筑艺术的重要空间表现形式,是一种运用空间减地法依山开凿的建筑艺术。石窟建筑形制往往受佛教艺术、地域空间、不同建筑元素和营造技术工艺等多方面的影响,敦煌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也不例外,它在吸收中西不同建筑文化元素的同时,呈现出富有特色的石窟形制风格。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建筑形制的调查与统计发现,莫高窟洞窟形制主要包括平顶、盝顶、人字披顶、拱顶、复合人字披顶和覆斗形顶几种基本建筑形制,并以此延伸出更多的石窟形制,形成多种形制并存的石窟建筑艺术,在延绵千年的敦煌石窟建筑形制发展演化过程中,不同时代的石窟建筑形制特征鲜明且互有延承,演化出独特的石窟建筑形制与空间结构的发展脉络。     

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

佛教在高昌盛行有一千余年,其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石窟是高昌现存最早,洞窟保存较多的石窟群。其精美的佛教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分析早期佛陀、菩萨、飞天造像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影响的来源,以还原最真实的高昌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对研究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壁画构图在现代壁画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从中国古代壁画入手,总结了我国古代壁画常用的构图形式,并通过实际作品,分析了它们在现代壁画艺术中应该怎样被传承,从而达到使用它们创作出既具有中国传统又不失现代特征的壁画作品。     

从早期壁画看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

从对早期中国墓室壁画和石窟壁画的源起、特点及其艺术风格的考量中可以了解到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两汉厚葬风气的盛行造就了墓室壁画的发达,而三国两晋时代社会的衰微却间接造就了佛教石窟壁画的兴盛。两者一为纯然中国式的艺术风格,一为来自异域的艺术样式。它们虽然在精神追求和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却在后世中国的艺术发展中交相影响着中国传统美术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技巧,也间接成为了中国传统绘画两大风格流派的前身。     

感动至深

偶然的机会,成就了这一段预料之外的难得旅程,如同同行者一般,怀着对洞窟里经过千年浩劫却依然炫目于世的壁画仰慕之心,行至了开凿于公元三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脚下,开始了龟兹壁画考察与临摹之行程。只是,面对这些因受到蓄意或无意的严重损坏而残缺不全的壁画时,深深的痛惜,被拨动的心弦久久不能归位。当年那些蓄意的破坏行为,是否也是因为被这些精致、神圣的壁画而震撼,却歪曲了人本善而产生了嫉妒、盗窃之心?     

繁峙公主寺大雄宝殿明代壁画对称构图分析

繁峙公主寺大雄宝殿明代壁画是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儒、释、道三教一体的水陆壁画精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公主寺壁画主要分布在大雄宝殿内的四壁上,全殿壁画规模宏大,人物众多,仙佛鬼神聚于一堂,技艺精湛。目前对公主寺壁画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水陆画、壁画内容、人物身份、作者年代等方面进行,还没有专门关于画面整体构图的研究文章。公主寺均衡对称式构图,极具特点,体现公主寺壁画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全殿东西壁画整体以正中释迦佛为中心严格对称;每幅壁画又都以各自的中心对称。壁画整体中心突出,画面局部有趋向中心的动势,是非常典型的水路壁画的构图样式。文章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查阅相关文献,绘制了公主寺壁画整图的线稿,对公主寺壁画的设计布局,对称构图形式作深入研究,总结出公主寺水陆画的构图规律。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源流考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旧说——希腊说、犍陀罗说或龟兹本地说,经分析是难以成立的。印度本土艺术中裸体女性形象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随着佛教流布而传播开来。对克孜尔石窟与印度本土艺术中的裸体女性形象进行体态、姿势和装饰等方面图像学的考察、比对,可以确定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于印度本土艺术,其裸体女性形象无疑遵循了古代印度的审美法则。龟兹开放的社会和包容的心态,为裸体女性形象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克孜尔随感

来到克孜尔石窟,已是傍晚时分,夜幕渐渐降临,顺着一条笔直的、铺满枯黄的白杨落叶的水泥道望去,克孜尔石窟正静静地耸立着,安详而神秘。克孜尔研究院的郭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石窟壁画。克孜尔壁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色彩鲜明华丽、和谐稳重;人物造型生动优美、千姿百态;佛像面部清秀圆润,手部姿态柔美动人;菱形格画的形式感极强,画面轻松却也不失严谨。整体上没有永乐宫壁画那样工整,具有很强的写意性。土红色的线条粗犷有力,简单轻松的一笔就勾画出了雄健壮实的骨胳:沉稳的赭石色烘染出圆润的肌肤;一条条飘曳的长带缠绕着双臂,营造出凌空飞舞自由翱翔的意境:服装上似有若无的线条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以石青、石绿、朱砂、     

甘肃石窟文化综述

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 ,是依山崖开凿而成的一种佛教寺庙建筑。石窟艺术随佛教东渐而与佛教、佛寺一起传入中国。甘肃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走廊地带。随着佛教传入河西以至在甘肃全省兴起和发展起来 ,石窟在甘肃得到迅速发展 ,从而使甘肃成为全国石窟最多的省份 ,被誉为“石窟之乡”。甘肃省的石窟文化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与其他省份的石窟文化相比 ,其石窟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     

浅析美术专业教学中构图训练的基本内容

构图是艺术作品中对各种形式因素进行"安排"、"组织"的一种艺术形式。作为艺术作品的内部结构形式,构图具有一定美的表现能力。我们要充分考虑构图形式诸多内容。在训练中,要关注构图形式,培养自身对构图形式感的理解、体验;并在此基础上,从审美的角度,创造性地表现构图形式的意味,使构图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得到充分的体现。     

论西沃石窟造像的审美观念

西沃石窟作为北魏义邑窟的典型代表,其造像体现了此期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特点,代表了北魏洛阳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其中一号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理念,体现了时代宗教美学理念指导下的艺术标准,表现出佛教造像的程式化的审美定式和追求艺术创新的美学要求,揭示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过程和美感实现的一般规律。这在洛阳地区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美学价值。     

汉地佛教石窟造像研究

石窟随佛教产生而产生,随佛教东渐而传入中土,并广泛传播,与本土文化相溶合形成特有的艺术形式。通过考察现有石窟造像遗存,可以了解到:石窟中的造像艺术风格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迁的;造像的形象及体态动作、表情、手语,都表达了极为丰富的佛教精神内涵及佛经典籍内容;佛教宗派在历史上的兴衰对石窟的主题内容有极大影响;佛教造像中的服饰、容貌、表情等的变化与佛教本土化过程紧密相关。